《被看走眼了的文革其实是这样的》下篇

（原创）《被看走眼了的文革其实是这样的》下篇
原创作者 陈志刚
顺着上篇的思路，该在下篇中写八字的“一捺”了。
其实“一捺”的内容已大量地摆在了人们面前，毛泽东会怎么看呢？这既是一个谜，也未必是一个谜。

一、从这里掀开“一捺”的历史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每个人都碰到了许多有趣的现象，比如，毛泽东和邓小平，同是新时期党的指导思想的代表人物，但是他们在许多问题上有着严重的分歧，他们 对国情的认识不一样，对实事求是的理解内容不同，对怎么组织生产的看法相去甚远，甚至在解释什么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上都不尽一致。改革开放中出现的“包产 到户”，其实是“中国农村已有过的包产到户‘ 三起三落’的历史（李曙新《中国共产党哲学思想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年版，P458）在今天的延续。在这些许许多多不同事实理解的背后，蕴含着巨 大的待开发的哲学矿床。重新审视这些历史上的争议往事，不仅可以认识共和国艰难走过的每一步足迹，而且还能够帮助我们去为共和国做一点事情，帮助共和国从 她的历史中找到一些解决问题的办法，这对我们的国家是会有帮助的。

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历史，是孙中山、蒋介石和毛泽东的历史；二十世纪下半叶的历史，是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历史。作为两个伟大人物的毛泽东和邓小平，他们均站在 时代的最前列，由实践揭示出他们的不同，必将导致一系列最前沿理论的发现。毛泽东是哲学大师，真象邓小平说的那样，毛泽东晚年犯了严重的错误，这无疑会让 我们发掘出许多哲学上没有认识到的新课题。如果邓小平真象毛泽东说的那样是个民主派走资派，同样也会导致一系列理论上的新发现。而所有这些发现，一定是共 和国所缺少的，又是她急需的。每一个有志于为国家服务的人，一定希望了解这一切，解开这一切，并用它去帮助国家。这真是一个诱惑学人们不得不动心的话题。

在党内，两个指导思想的代表人物如此冲突，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我们国家的前面还有很多要过的坎；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还远远没有象人们说的那样成熟。

二、今天是怎么啦？
改革开放伊始，我一夜之间变成了邓小平的拥护者，那解放思想带给人们心灵上的震撼，是不经过那场运动的人所不能想象的。

改革开放以来，让我们看到了国家的富裕，同时也让人们看到了大量释放出来的腐败现象。改革开放激活了许多早已淘汰了的腐朽社会的肮脏东西， 这些东西正在我们周围腐烂发臭。在我们分享改革开放成果的同时，也不得不让人们捏了一把汗，毛泽东的话不断在我们耳边响起，人们的担心不是没有根据的，戈 尔巴乔夫不是在改革中把党和国家给玩丢了么？于是，我们每一个人在这种担心中，又一次睁大了双眼，看着国家的变化，不断地清理着自己的思想认识，要将眼前 的这一切搞个究竟。

毛泽东时代的人们，生活得多么气派，多么的豪爽，人们直起腰来走路，对前途和命运充满了信心，尽管那时日子过得清贫。今天的人们，除了困惑就是迷茫，还有什么呢？富裕带给人们的仅仅只有这些吗？人们要幸福，也要信仰，也要信心，可这些又到哪里去了呢？

随便问一个老百姓，他们会说：毛泽东用思想治国创造出了社会的好风气，人们充满了希望，也感到了有奔头，社会还稳定。毛泽东“整的”是少数当官的，国家不 会腐败，生产照样上去，今天国家开大会倡导要发扬的“两弹一星”精神，就出在毛泽东时代。而今天贫乏的正是这个精神这个骨气！这一切的一切，都到哪里去了 呢？邓小平抓生产，生产是上去了，社会的风气也败坏了。毛泽东说：“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邓小平对干部放任不管，这怎么不出事呢？

随便问一个普通农民，他们会说：现在生活好了，干活也自由了，就是人吃人的事太多了。城里人说的腐败，不是农民说的“人吃人”现象的那个概念，城里人讲的腐败只发生在城里，城里人是不明白农民讲的“人吃人”的事情的。

人们的生活好了，有些事情本不该发生，可是偏偏发生了。

我从前的一个领导，一个离休的正团级国企老干部，因为没有钱看病，硬撑着在家里用药，结果死了，病很简单，由感冒引发了肺炎。就因为他的国企“破产”了， 孩子们都在企业，无钱看病。我的一个农民朋友的妻子，一个月前好好的，一个月后死了，病十分简单：败血症。医生讲，治这个病不难，把抗生素往体内打上一个 多月就好了，他家没有钱维持这高昂的医药费。他的妻子死后，我专程到过他的家里，一栋空荡荡的农村土屋，除了粗笨的农具外，没有任何值钱的东西，此情此 景，让我一个大男人，心里在一阵阵地疼痛。那些把病人抬到医院无钱医治而死去的人，我见到得更多了。这让我好纳闷，富裕了的共和国，怎么养活不了她的国 民？这一切，不能不让人们问，中国到底是怎么了？这难道是中国工业化必须付出的代价吗？这些本不该发生的事，为什么都发生在了今天？

三、从“细胞”上去认识中国
1992年，我和另外4个同志，被派到南方某省水稻主产区的一个山村，帮助农民奔小康，和农民同吃同住一年。按上级的要求，我们还要帮助农民搞些劳动，多 是插秧和收割。我们主要是为农村筹款，建设一些农业设施，最好是上一两个生财致富的项目。我珍惜这一年的时间，农村对我太陌生了。我奔小康所在的村，在中 国农村不算是最困难的地方，但我亲自调查到的情况，是很典型的，碰到的问题近似绝症。

我问一个农民老大爷，你为什么不把米弄到城里去卖呢？也可以少一些中间盘剥。他说，我去了，我早早起来，搭车进城卖米，还打了货票。城里的米很多，直到太 阳下山，我还没有卖出一斤，只得降价出售。米被贩子卖走了，我去来的车票，加上米降价，外加中午的一餐饭，最后亏了。我问：谷不能卖到国家粮库吗？他说： 价格便宜不说，还是白条。卖给私贩，比粮库贵一角多钱，还是现钱。但现在没有了，收谷权已被镇里的几个恶势力的人把持了，要么要外地来收谷的人交保护费， 要么由他们来收。收谷说是兑现钱，其实只给一半，另一半还不知什么时候兑现。我问：怎么是这个样？他说：苦的都是我们种田人。我又问：难倒没有人管吗？他 说：还不知是与谁在合伙呢！到了给水稻灌水的季节，是农村易吵架的季节，为争水，农户时常发生冲突，搞不好，会弄成械斗。一次，一家离水沟远的稻田要灌 水，他的邻田刚刚下过化肥，不能过水，只得找到另一片稻田过水。这家人和他不和，死活不肯，再没有任何过水的地方了，我们出面做工作，那人不买账。工作 组，工作完了就走，没有权威。找到几个村 里的干部，没有做通，只得去请村支书。支书好说歹说不通，只得动粗，他叫来几个人，强行放水，那人不依，他就威胁说要把那人捆到镇里派出所关起来。那人实 在没法，这才依了。我们和村干部们一起碰头，无不抱怨，终日就是当维持会长，什么也干不成。灭虫的时候更可笑。田分到了户，打药不一致，今天我打虫，虫被 赶到你的田里，过几天你打虫，你再把虫赶回来，效果不好不说，还增加了打虫的机会，也增加了成本，还增加了农作物中的农药残留物。村民中的一些病不知是不 是与此有关？人民公社是大面积灭虫，效果好。农民抱怨说，不知虫情，不知什么时候打药，不知打什么药，农技站搞有赏服务。这事已过去了十多年了，农村有些 事情在好转，比如农民卖粮难的问题总算好了，但其他的很多问题依旧，有的还添了新的问题。

从我亲自了解到的几个事中看，农业要走集体化的道路，这是一种必然的趋势。是走毛泽东的集体化？还是走邓小平的由农业大户带领的集体化？这个问题在农业合 作化时期就有过争论，当然这次不再是毛泽东说了算。在强大的市场的压力下，一家一户的力量是很有限的，象那个卖粮难的农民老大爷无所适从一样，农民适应不 了市场，农田撂荒的事多起来了。这应了农谚说的一句话：越有越奔，越无越困（即睡觉的意思）。尽管今天国家提高了粮食的收购价，以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但农民有的还是不怎么干活，有他们自己吃的口粮就够了，多产多收对他们没有吸引力，这些农民的生活是十分艰难的。乡镇干部一点办法也没有，田分到了户，种 不种，怎么种，都是农民的事，你管不着，你也不能代替他们种田。看着大遍的农田荒着不种，乡镇干部个个着急，但一点办法也没有。农民要交农业税，乡镇干部 下来收谷，没有也要硬拿，闹不好会逼死人命的，上级不允许这么搞，乡镇干部也不搞了。乡镇干部完不成各自分管片的征收任务，只有等着扣他的与任务挂勾的年 终工资款了，他也只得甘心认倒眉。农谚说：半年劳动半年闲，忙完秋种忙过年。对于有了富裕时间的农民来说，田地不好种，怎么打发时间呢？打麻将赌博，是他 们的事了。赌博在农村不是少了，而是越来越多了，普遍了，普及了。眼下“买码”从国外风行而来，政府居然一点办法也没有，这就是今天的农业承包制。

奔小康的工作，现在年年还在搞，我看到那些在奔少康工作中做出成绩来的人，打心里佩服他们，这是一件十分难做的工作，一要权，二要钱，才有可能帮助农民做 出几件大事实事，或者为农民找到一两个能致富的项目，否则就只有束手无策一事无成。市场，是没有钱的人无法适应的，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都是一个样。

从这些例子里，我们多少知道了农村是怎么一回事。别把农业的贡献率看得过于乐观了。扣除了社会组织的名目繁多的支农款、奔小康款、捐助扶贫款、希望工程 款、水利捐款、救灾款等等，扣除掉统计中的人为虚报的政绩数字，再扣掉袁隆平院士的杂交良种效益，今天农村的“成就”是要大把折扣的！我们奔小康那年，给 那个村筹款外加物资共计22万元。没有这些钱做保证，派饭你都吃不上，尽管你是按餐交钱的，农民还是不欢迎你。这一切，是远离农村、生活在大都市的人们不 知道的事情，然而这是千真万确的。因为这些都是投入到农业中去的成本。

我常想，有红旗渠的精神，加上袁隆平院士的杂交良种，毛泽东的大集体将等于什么呢？

人们一定会以某些富了的人来驳斥我说的这一切。在诺大的中国，找几个致富的典型是很容易的，但我们问一下，没有权力、没有地位、没有歪门邪道，真正是劳动致富的又有几个？绝大多数的人靠劳动能致富得了吗？靠劳动是致富不了的！尤其是那些一点特长一点手艺都没有的农民。

四、问题真的出在策略上吗？
毛泽东也好，邓小平也好，都想把中国的事情办好，但为什么效果又不好呢？毛泽东的问题是另外一类问题，我们将在专门的文章中去讲，这里只想探讨邓小平的有关建设的问题。

邓小平的“富民政策”出发点不错，他想让人们过上好日子，心愿是好的，为什么结果是喜忧参半呢？今天人们是过上了好日子，但象赵紫阳所讲的那样，人们“端 起饭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事也增多了。为什么人们越来越担心象戈尔巴乔夫那样在改革中把国家给玩丢了呢？赫鲁晓夫种下的祸根，可是在他身后许久才爆发 的呀！

学者们认为，“邓小平根据中国现代化建设长期性和渐进性的特点，就一直在考虑分阶段实现目标的问题。”（李曙新《中国共产党哲学思想史》P455） 这大概是先富后富提出的原因吧。邓小平的工作思路是对的，也是清晰的，逐步地把中国的贫困人口分批降低下来。但是，把一个做法、一个措施、一个安排上升到 政策的层面的高度，至少要形成一系列的配套性的措施，制定相应的界线规定，哪些可为？哪些不可为？比如，是群众劳动先富呢？还是干部谋权先富呢？为了防止 混乱，应该采取哪些办法呢？没有这样的界线规定，一窝蜂地盲目奔致富，不能不诱发一系列的腐败和社会问题。邓小平讥笑毛泽东说，搞社会主义居然不知怎么 搞？就是要发展生产力。他说这话时是很自负的。但是，致富的政策一出台，一夜之间，党几十年形成的优良传统和价值观念，马克思的思想体系等等，被冲得干干 净净。马克思说：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毛泽东说：“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民族的和 人民群众的利益。”（《毛选》二卷P522）“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 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毛选》三卷P1094—1095） 先富的政策，和马克思毛泽东的这些说法是“冲突”，怎么去化解呢？不做解释的工作怕是不行的。但是邓小平粗心地没有做这个工作。先富的政策，把马克思和毛 泽东的这些说法，连同党的传统，党的价值观念，统统让它成为了过去。新的价值观念的体系是什么？直到今天人们还不知道！

今天的情形又是怎样的呢？新的价值观还没有出来，人人无所适从，是必然的。党内的不法之徒和社会上的坏分子勾结起来乱来， 也是肯定的。党的干部队伍中的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大，部分干部思想完全没有约束，党的组织软弱涣散，党的凝聚力战斗力都成为了问题，党员失去了先锋模范 作用，腐败在一些地方还相当严重。面对这样严重的局面，党和国家不断采取措施，加强社会主义教育，国情教育，普法教育，三讲教育，三个代表教育等等。这一 系列的教育，到底有多大的作用，大家不说自明。人们也习惯了：因为所有的教育是和“先富”的政策是有冲突的，谁也不会为了受教育而限制了自己奔向“先富” 的速度。更有甚者，他们白天学习孔凡森，夜晚学习王宝森。“先富”的政策把一些干部塑造成为了两面人。作为与先富干部相对面的群众，又被改造成为了什么样 了的人呢？要么无力面对现实，干了也白干，不如不干，这是农村打牌赌博成风的原因。要么农民去负面地适应市场现实，生活要钱，天上又不能掉下馅饼，走不了 正路就走歪路。我听一个制假的销售员（农村在外的打工仔）说，社会逼着我们走上了这条路，我们也不情愿。我听一个在黑社会混过多年的人讲，一辈子只能为几 个钱奋斗，生活在动荡中，不值，我情愿回到毛泽东时代，过安稳日子。这就是我国亿万国民今天的精神状态么？

可惜，邓小平在宣布先富政策的时候，忽略了我们民族几千年来一直就有的一种习惯：你提倡左，我比你还左；你提倡右，我比你还右。当你反对右时，必然出左； 当你反对左时，必然出右。这就是所谓的“上有好焉，下必甚焉”吧，韩非子曾指出过它，并提出过防范它的办法。当年毛泽东在大跃进时，就被他的部下哄骗着搞 “报表”大跃进和到处放“高产卫星”，抬着他从天上摔下来，吃尽了苦头。致使他在后来改变了策略，用“抓革命促生产”来“弯”着实现他的目标，反而效果还 好些；致使他在文革中守口如瓶，不将他的政策告诉任何人，这使得四人帮在毛泽东面前无所适从，丑恶的嘴脸暴露无余，他要了解党内状况的目的反而达到得更顺 利些。只可惜邓小平全然不知这其中的奥秘，以至他的部下不少都悄悄先富了，而把邓小平丢在“先富”的这道坎上陷入两难的境地！哎！这也难怪，毛泽东就是毛 泽东，邓小平就是邓小平，他们的历史知识的储备不一样，效果自然不同啦！
正如钱学森所说：“我总是说，理论在逻辑上成立了也只是成功的一半，写论文是可以的，但于事无补。”（钱学森《创建系统学》，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1年版，P55）钱老是从他的科学实践的角度发现这一认识的。把它借来分析先富政策的得失成败，怕是再恰当不过的了。毛泽东说过：“政策和策略是党 的生命。”党有了政策的生命是不够的， 策略的生命把不住，会葬送了政策的生命。邓小平的先富政策，正在受到来自他本人激发出的负面力量的打击！

五、改革的哲学
改革开放是中国的大事，它的政策有什么哲学依据吗？

从李曙新著《中国共产党哲学思想史》中可以看到，1953年，哲学界围绕马克思说的“生产关系总和”到底指什么？在杨献珍与艾思奇之间展开过一场论战。这场争论的最后的结果，学术界认为是今天改革开放的哲学依据。

当时杨献珍、肖范模等人认为：“‘基础’就是整个‘社会’的诸种生产关系总和”。那么什么是杨献珍等人说的基础呢？在当时存在着五种生产关系，即国营经济 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合作社经济的半社会主义所有制、私人资本主义所有制、个体农民所有制、国家和私人合作国家资本主义所有制，这五种经济成分是当时一个有 机的社会统一体。“我们党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提出来的，我们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也是根据这个‘基础’来制定的”。这被当时学术界让定 是“综合经济基础论”（同上书P253—254）。艾思奇、肖前、徐琳等人认为：“只有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才是‘社会经济基础’ ，”“它们（指五种经济成分）不是和谐的综合成为一个定型的经济基础”，“我们的政权所依以建立的经济基础，只能是正在建立中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同上 书P254）。“这场后来持续到60年代、并且直到80年代又再起波澜的讨论”，“从哲学的角度可以折射出党在指导思想上已经有了‘左’倾教条主义的苗 头”，“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才在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关系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公有制为基础，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 ’的经济基础新思路，这也可以说是给当年的‘综合经济基础论’和‘单一经济基础论’的争论，作出了一个明确的评价”（同上书P255)。

重新审视这场争论，我们不难看出，杨献珍等人是以“静止的”观点来谈这个问题的，而艾思奇等人是以“发展着的”和走向新社会的观点来谈这个问题的。即使在 2004年的今天来看 ，杨献珍等人的观点也不能说是对的。尽管艾思奇等人的主张看似在实践受到了挫折，但那是实践有待改进的问题，理论却没有错。我的理由如下：

（一）社会的经济结构就是讲的产业结构。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生产不发展，是产业分工不细造成的。在产业上划分细一些，多增加一些行业，形成今天我们看到的很 多人同抢一碗饭吃的局面，就可以形成竞争了，市场也活了，物质也丰富了。用不着把多种经济成分中的剥削阶级的经济成分请进来。今天，我国一方面宣布没有了 阶级了，另一方面又把剥削阶级请了进来，这是哲学认识上的混乱造成的。请进了阶级，但阶级并不是无害的。

（二）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是“单一”的吗？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个体所有制，这能算是“单一”的吗？说白了，这里的“单一”是指“少了”剥削性质的经济成分。

（三）人们一定会说，我在上面 用了一个“竞争”的词，这个词在计划经济时代是没有的。不错！但毛泽东从1958年就说过：“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要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他们向往共产主 义，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分清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区别，不懂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商品生产的作用的重要 性。”（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下，P903—904）为什么毛泽东这个指示中提到的“商品生产”和由它导致的“竞争”没有在当时的中国出现呢？这 就是党内“大有要消灭商品生产之势”的许多干部时常冒出来的“左”在作怪。因此，这不能成为艾思奇那个“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在理论失败的证据，因为， 它还没有来得及在正常的状态下展开。同理，这也不能成为证明杨献珍等人的说法是正确的理由。同样的，就是上面毛泽东说的那个“左”，在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的 时代也时常冒出来。邓小平不是总在讲：现在主要的任务是反“左”吗！若不是由于苏共逼着我党论战，若不是由于文革中断了毛泽东的探索，毛泽东的路怕早就走 通了。

六、哲学的改革
改革开放时期的哲学，把艾思奇等人的正确观点给推翻了，这是哲学的耻辱！
为了进一步说明杨献珍等人的观点是错误的，我们要“充实”哲学的认识方法！

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迷离混沌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列选》二卷 P587）坚持哲学“唯物论”的党性原则的同时 ，不应该忘了“阶级斗争”的原则；或者说，把“阶级斗争”引入“唯物”地观察事物中来，是我们对机械唯物论观点看问题的“改革”！

我们知道：（一）事物的运动是矛盾的运动，是所有那个事物的矛盾成分参与在一起的运动。不能把所以成分一同参与的运动理解成为一会是正确的成分在运动，一 会是不正确的成分在运动，合起来就是事物的整个过程的运动。也不能把所有参与运动的成分作等量齐观的看待，因为，在所有参与运动的矛盾成分中，是有主次之 分的。参与运动的所有成分，还是在具体的所有制环境中存在的运动，更是在主要成分引导下的运动。这个一同参与的运动，只能是艾思奇等人说的那种成分参与 的运动。用这个观点看杨献珍等人的多种所有制“并存”的说法，仿佛是对的，仿佛是有主次之分的，但我国当时正处在由新民主主义阶段向社会主义阶段过渡的时 期 ，其实，我们的社会正在向着“八大”宣布的消灭阶级的目标上走，因此，他们的观点不是前进的，而是止步不前的，这种理论理所当然的不被当时采纳。

（二）既然“多种所有制并存”参与的运动是可以用发展“产业”来代替的，那么，在不同的阶级共同与某一产业结合时，就只能以不同的生产方式来区分它们了， 同是依据“农业”为产业生存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以及以“工业”为产业生存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它们不同在哪里？不就是不同在生产方式上吗？我们只要 依靠工业产业（当然也包括一些新兴产业在内）引领其它产业发展，是不必回头去启用过时了的所有制成分的，这在理论 上是说得通的。我们设想，在没有阶级的社会里，也就没有了“多种所有制成分”存在，社会就不生产了吗？在那个社会里仍然有农业、工业、商业活动存在，这些 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只要能高速运转起来，是无需要退回到“多种所有制成分”并存的过去中去的。同理，社会主义要借助剥削阶级来发展，这除了理论上的疏忽 大意之外，本身对社会主义的生产及其前途是没有信心的表现。尽管建国初期很困难，但社会主义是不可能建设在旧的所有制的关系上。

（三）再换一个角度来说。人们前进靠什么推动？靠双脚推动。事物在矛盾中前进靠什么推动？靠事物中的不同矛盾成分的推动， 作为社会的不同矛盾成分，它既可以是阶级，也可以是不同的产业。虽说不同产业的循环是由与它对应的阶级来推动实现的，但这个运动的形式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讲的否定之否定的循环过程进行的。资本流通的总公式G—W—G的循环是这样的，社会运动中的阶级更替的循环也是这样的循环。而且在已经经过的社会形态的 阶级循环过程，都是以一维的方式进行的，它不可能是以逆转的方式来运转的，逆转了能算是前进吗？我们只要本阶级来主导产业循环，不要其它阶级来循环，就无 须退回到多种所有制成分上去。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承载不起资本主义的经济运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也承载不起社会主义的经济运动。每个社会都是那个占统治 地位的生产关系来为它的经济服务的。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只能从它的劳动人民的角度去找动力。怎么讲是用“多种所有制成分”并存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呢？而且 还是100年不变呢？
我们承认：我国经济落后，还处在初级阶段，而且没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经历，工业化也没有充分发展，还要借开放来引进技术、资金、管理经验，我们要加入到 全球经济竞争中去，力争在全球经济排序中要取得一个好名声，这的确是关系到社会主义生死存亡的大事，甚至还可以讲为了扩大民族统一战线，完成三大历史任 务，要暂时利用一下列宁讲的“新经济”政策，我们可以用“四马分肥”的办法（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P223），把资本主义所有制成分的 负面影响压缩到最小的范围，这都是对的。但所有这些原因，也不应该成为多种经济成分100年不变的理由。新的社会主义制度绝不能这样耸立起来。

七、“三论”携带的信息
邓小平的生涯，绝大部分时间是一个执行长官。一个正确路线的倡导者，首先应该是一个错误路线的体验者，这样他才能汲取第一代领袖的教训，少走弯路，少交学 费。邓小平和毛泽东长期共事在一起，他能近距离地接触和观察毛泽东，他深知毛泽东的所思所想，这又是华国锋所不及的。但是他看走眼了毛泽东的地方太多了。 据新华社的杨继绳在《邓小平时代——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纪实》（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中讲，邓小平看到毛泽东去世前，床头一直放着《论十大关 系》的书，毛泽东是带着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的梦想去见马克思的。邓小平记下了毛泽东床前的最后一幕，只可惜，他在批评华国锋“是过渡人物时”流 露出那种自己要“有一个独立的东西”的想法（此话请见上篇的出处），使他不甘心屈从在毛泽东的巨大的荫影里，他要走自己开辟的路。他把中国建设道路的希望 放在一个充满危险的基础上，而支撑他试验的方法，又是人们摇头的“三论”。

猫论，过去批判它是实用主义的一套，不讲阶级。在军事上这一套的确有效，不择手段，过了眼前再说，能闯过眼前，当然是一条生路。他用这个方法已经带领中国 在新时期过了好几次坎。但作为政策设计的方法，是多有顾此失彼的，而且是经不起时间检验的。邓小平为国家财政创造财源是个行家，农业承包富余出来的劳动 力，变成了他引进外企的打工仔，这里创造出来一笔钱，是为国家刚刚打开国门的毛泽东和周恩来还来不及收获的，它成为了加强国家建设的重要的财政来源。

摸论，这不仅仅是重重地留下了他军事生涯的痕迹，还留下了他不重视理论的烙印。这种急功近利、只能看到眼前的做法，与他长期是执行者的身份是相符的。他带 着我们摸出了个什么名堂呢？除了喜忧参半之外，理论上给人的印象是摸不着头脑。他闯出了市场经济的天地，但用来承载社会主义体系的空间并不良好。我对邓小 平的好感是被他自己浇灭的，在听他的1992年南巡讲话传达时，他说：“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 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长篇的东西是少数搞专业的人读的，要求都读大本子，那是形式主义的，办不到。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 言》和《共产主义ABC》。”（见《邓选》三卷P382）一个领袖自己不读书，还要反对别人读书。我们跟他走，不能不让人捏一把汗。从此，我对他的好感从 头凉到脚。钱学森说：“对于改革，我们的预见性很有限，所以常说‘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的预见性很差。”“我们不能 再犯错误，或者尽量地少犯大错误，不要犯错误。那必须有预见性，这预见性来自于什么？来自于科学！这个科学是什么？就是系统科学！”（钱学森《创建系统 学》，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年版，P14）由于他缺少了通盘考虑，才产生了摸论。摸论带给我们的后果是一些“软性”的东西（如思想、道德、觉悟） 低下，这些东西让人们觉得有些看不起眼，但它的危害是难以估量的，后果也是可怕的！摸论，带给我们人为的弯路还少吗？我接着我奔小康时见到的那三个事分析 它理论上的原因。我们今天的农业不是叫双层经营制吗？就是联产承包责任制到户，再加一个社会服务体系，另外还有一个科学技术服务体系。在我们下去奔小康那 年，我们每个人手里有一本政策性的读物，这本读物上说：“农民普遍实行了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逐步建立起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有利于集体统一 经营的优越性和农户承包经营的积极性都得到发挥。”（李光玉编著《中国农村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教程》，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P74）显然的，我们 奔小康的农村，毛泽东留下的原有的农村社会服务体系没有了，乡镇的管理职能也失效了，新的体系又没有建立起来，一切都处在了真空之中，只有违法分子勾结着 乱来。农村生产不是没有人管，而是没有人管得了啦，也没有人服管了，所谓双层经营只有一层，这种情形直到今天还在延续。“小政府，大社会”是今后的发展趋 势，在没有建立起来时，是要过度的，而不是将农村变成真空。改革开放以来，不是农村承包制年年都是如此的，改革开放之初，农民刚刚承包，毛泽东的服务体系 还在发挥作用，农民爆发出的生产力之大，让世人为之震惊。而一旦毛泽东的服务体系彻底打垮之后，农村的服务体系和管理体系都混乱了 ，农民讲的“人吃人的现象”就都来了。这能不乱吗？这是改革必然要经历的乱的过程吗？不是，这完全是人为折腾的混乱，这就是瞎摸的结果。为什么不用有序的 整体转移的方式进行呢？这就是摸论的盲目性。

先富论，这是一个不坏的想法。邓小平想让人民逐步过上好日子没错，但他没有考虑用什么办法保证人民长期过上好日子。他对毛泽东的思想治国和“抓革命促生 产”不以为然，然而，毛泽东用“曲取”实现的是革命生产两不误。邓小平用先富论“直取”生产，效果不但不好，还败坏了道德，最终可能使他丢掉取得的生产成 果。他看到了市场体制的创新作用，却没有放到毛泽东的框架中去实施，这使他的改革开放的效果大打折扣，正象人们已经看到的那样。

八、邓小平的贡献
我说过，改革开放时我信邓小平，如果不是邓小平，党的思想观念解放不了，四人帮的思维方式的余毒不能彻底清除干净。这也是毛泽东要邓小平“暗接班”的英明 之处，他要邓小平破除党内的“极左”思想影响。怎么见得毛泽东此时一定安排邓小平“暗接班”呢？我们来看一看毛泽东的思路。在批判彭德怀的庐山会议上，毛 泽东曾这样说过：“反右必出‘左’，反‘左’必出右，这是必然性。时然而言，现在是讲这一点的时候了。”（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 P862）那时，毛泽东带领全党纠正大跃进的‘左’已有好久了，纠出了彭德怀的“右”来了，所以毛泽东说，是到了批右的时候了。搞了十年的文革批右，按毛 泽东的思路，是该让“极左”的人物四人帮下场了，邓小平这才被毛泽东“请了”出来。毛泽东是不能直接跟邓小平交权的，这等于是在和邓小平同流合污，为了显 示他与邓小平的不同，邓小平在“接权”的路上必然有一劫，这才有1975年的邓小平下台。毛泽东所以要这样做，是要给邓小平一定的压力，能让他好好的工 作。毛泽东也是为了唤醒人们保持警惕，防止中国出现苏联那样的问题。

邓小平是怀着一肚子怨气开始他的改革开放的。我们来引一段胡绳的话看看这个问题 ：“1980年邓小平同志曾接见一位意大利记者。这个记者在问到毛泽东是否犯错误时，说：‘大跃进难道不是错误？照抄苏联的模式难道不是错误？’”胡绳 说：“小平同志精辟地从原则上作了答复。但没有具体提到‘照抄苏联模式’的问题。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确曾受苏联模式的影响，而且是相当严重的影响。但 毛泽东恰恰是最明确地主张不要照抄苏联模式的一个领袖。”（《胡绳文集1979—199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P176—177）

邓小平是把这个问题搞错了吗？这是不是更象在出气呢？由于邓小平对毛泽东有气，以至他没有搞清楚毛泽东政策中的许多有价值地方，便开始了纠正，致使在纠正 毛泽东错误的同时，自己又产生 了新的错误。其中很多对毛泽东的认识结论，后来成为了他改革开放的起点， 比如他说，毛泽东不知道怎么建设社会主义就是一例，这反映出了他要出气时的浮躁，这又变成了他发展生产并引出一系列问题的原因。但是我仍然要说，邓小平没 有辱没毛泽东的使命，不管他是在用什么出气的方式去做工作，效果都是一样的，他把毛泽东带领人民开创的事业毕竟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邓小平贡献是很多的。他解放了人们的思想，破除了“极左”的禁锢和观念；他打开了计划时代的僵局，把毛泽东1958年讲的商品经济与价值规律真正地落实到 了实处；他是继续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探索的人；他把毛泽东与周恩来打开的国门敞开得更大了，他使中国真正融入了世界；他对产业结构进行了调整，把国外新的 管理理念引了进来，这使国家对企业的管理更加符合企业的规律；他落实了毛泽东说的“……又有个人心情舒畅,那样一种生动活拨的政治局面”设想的人，他使人 们生活在一个充满了自由的环境里，他创造了一个有助于科学发展的空间；他还是用他的行动证明毛泽东的文革是没有错的人。他的贡献不可没！他在军事生涯养成 都“过了眼前再说”的习惯，让他办事既大胆又敢干，既勇于冒险又不至于一败涂地。从改革开放所推行的政策看，他与毛泽东的做法很不一样：毛泽东是战略家， 做事爱从长远的角度出发，但人们不易理解他；而邓小平是一个执行长官，他多是从策略的角度出发来处理问题的，他的做法有时侯有效，有时无效，有时还会乱 套。我把邓小平的一些做法作了如下的概括：化剥削阶级为无害论，四马分肥论，微观集体主义不利经济发展论，走产业大户带动群众发展论，用个体户扩大税源论 等，这些话他没有这么说，但他是在这样做的，其中有些也不见得是坏事。所有这一切，是建筑在强大的政权保障经济不走偏方向之上的，这也不错。可是他的整体 是乏力的，是被腐败所包围着的，所以又是危险的。

他那个生产力论，不能算是什么理论，因为生产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活动，人类一天不生产，就维持不下去，不提惟生产力论，人们照样要 搞生产，只是搞生产的方式不同，毛泽东用“曲取”，为邓小平用“直取”，所以那生产力论不叫理论，充其量是个大白话 。他改变了社会主义的游戏规则：变“生产型社会 ”为“消费型社会”，他以迎合落后的生产方式来发展生产，而这两点，引出来的社会问题能否克服？还得要由社会实践来决定。很可能这是致命的！这虽是为了适 应国际环境的需要，使我国融入国际社会，但其后患也可能是无穷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财富的确有了极大的增长，但社会的进步能仅仅用财富来衡量吗？太平盛世不光要有物资的丰富，还要有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眼下这样 多的腐败，不是连邓小平都开始在担心了吗！衡量民族水准的真正标准是看社会风气的好坏！邓小平说：“精神文明说到底是从物质文明来。”（《邓选》三卷 P52）这个话我们不能说它不对，但战争年代和毛泽东的建设时代，物质都不丰富，为什么人们的精神面貌那么好？反而今天大不如从前呢？把今天的道德水准严 重下降，全推给物质不丰富显然是说不过去的。人们的精神状态是衡量一个社会的最高标准！它是建筑在物资文明的极大丰富的基础之上的，同时，又不是单纯的物 质丰富能营造出来的。真正的精神文明的根本好转，既要有物质丰富的条件，又要有精神觉悟的提高，二者的结合才等于精神文明，这才是见功底的事业！为什么邓 小平就达不到毛泽东所能达到的高度呢？这从反面是不是也能证明，不是象人们说的那样，毛泽东的时代不改善人们的生活，只是由于在帝国主义的长期封锁下，用 于建设的资金多些罢了。完全不改善人民的生活 ，人民也不会答应的，那时良好的精神文明的出现，不也就失去了它的物质基础了吗？毛泽东的高明、那含而不露的高明、那让人们永远也猜不透的高明、那个遭到 人们批判的“思想治国”的高明，就表现在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地方，然而，他是对的！

九、出路在哪里？
中国的出路在哪里？在于集体化！这个集体化并不是有了社会主义存在，就可以在微观上不要集体主义的那种集体化。

如果“先富”论不是放野鸭子式的那样推行，而是采取整体转移那样的有步骤地向集体主义的市场经济推进，在农业承包的同时，保留一定的为农业服务的国企组 织，不仅一样可以达到今天的目标，而且还会减少许多社会震荡，少出许多的腐败和社会丑恶的现象，国资也就不会大量地流失，那么多的企业就不会被人为的搞得 倒闭，那么多的工人就不会下岗，也不会出现那么多的“穷庙富方丈”的现象，这些“富方丈”还一直消遥，又成为腐败有禁不止的原因 ，我党长期形成的优良传统和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念被毁于一旦。这些错误的确是出得太草率了！连邓小平都在说：“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邓 选》三卷P380） 我们要借《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口吻说：这就是邓小平的可悲之处，他的追求和他的目标相悖，他居然还不知道是怎么造成的，可悲！看到了 问题存在不可怕，关键要找到问题形成的原因，才好去克服它。现在看来，我们是乎还不知道问题出在哪？

毛泽东提出的商品生产和价值法则要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起作用，毛泽东也开过一个集体大包干的“方子”。历史上围绕三次单干与反单干引出的争论，不仅酿成了党 内斗争，加上苏共把“论战”强加在我党头上不能不反击，最终使得毛泽东的这个探索未能实现 。今天，毛泽东的办法应当在一定程度上的恢复，并按邓小平找到的新的管理理念，用市场化的方法来运作，让它和其他的所有制成分一同竞争，这样才可以把散了 的人心党心聚集起了。完全把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放在私有制基础上，是“一点论”的做法，也是不稳固地。
回过头来看，把产品搞丰富，让人民有吃有穿并不难，把紧锁着的计划经济政策放宽就可以了，这也用不着一定要把多种私有制成分请回来。当然，今天国家有了 钱，可以办大事，可以加强基础建设，可以加强国防力量，回过头来再来惩治腐败，但这个代价太大了。人们失去了信仰、信念，这是最可怕的！

十、我的归纳
经过“反面教员”的示范作用，许多历史上争论不清的问题，今天我们已经逐渐清楚了，人们已经可以得出问题对错的结论了。这说明毛泽东在文革后期安排邓小平出场的决策，最后胜利了！

毛泽东的影响，在他的身后仍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这真是奇迹！毛泽东是我们民族的英雄！毛泽东是如来佛，邓小平永远是孙悟空！就连邓小平说的那句“不争论 是我的发明”的话，也是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取得的巨大成果之一，我们有黄克诚的话（见《解放军报》1981年4月10日）为证。毛泽东安排的“反面教员” 的决策，是“不争论”的又一次伟大的实践！一切都在“不争论”之中，一切又都被事实给说清楚了，还没有耽误国家建设。这是毛泽东又一个遵义会议的杰作！毛 泽东真是我们民族的神！难怪他对他一生中办的第二件大事——文化大革命是那么充满了骄傲，充满了自豪的！它的玄机就在这里！

毛泽东说过：“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 历史事件片段》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P9）毛主席又说：“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 界。”（《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P825）今天我们真的找到了这个客观世界了吗？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上，至少还有一个毛泽东与邓小平综合的阶段要经 过。

还是让我们借用一段钱学森的话作为本文的结束议语吧！“因为客观的东西，真正研究科学的人去认识它，尽管可以由不同的方向、不同的途经，但最后都要走到一 起去，因为真理只有一个。我觉得我们做学问应该有这么一个认识。尽管中间经过曲折的道路，也许犯错误，只要我们实事求是，坚持科学态度，真理是跑不掉的， 最后总要被我们所掌握，不同的意见终归要统一起来。 ”（《创建系统学》P12）

建设中国是一门大学问！在毛泽东和邓小平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分歧的时候，在现实生活中还存在着许许多多严峻的不可忽视的问题的时候，国家是不是要在毛泽东和邓小平二位伟人之间来一个强强联合呢？

我的《被看走眼了的文革其实是这样的》全文就写完了。

1949年，毛泽东和他的战友进京赶考，结果考出来了一个“文化大革命”。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文化大革命”？这得让我们回到1957—1966年这十年社 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去看个究竟。这十年中，共和国有成功、有失误、更有烦恼，但没有一项不是必须经过的阶段，正象中国必须经过改革开放的阶段一样，可写的东 西实在是太多了。我若有空，我想在下一个系列文章《被看走眼了的毛泽东》中，把一切强加给毛泽东的不实之词统统撕开，我们将会看到一个真实的建设时期的伟 大的英雄毛泽东来！

我仍然希望看到此文的网友多给回帖，我想看看大家的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