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urday, April 23, 2005

一个法国博士生关于日本修改历史教科书的调查报告

阿尔诺.南达(巴黎第七大学) 翟华译

译者说明:这篇调查报告是一位法国博士生阿尔诺.南达(Arnaud Nanta)在日本实地搜集资料之后用法文写成,原题目是“日本:历史修正主义者的攻势”(Japon: l'offensive des n?gateurs de l'Histoire),完稿于2001年5月。虽然是一篇学生的作品,时间也已经过去了4年,但是文章内容详实,真凭实据清晰地揭示了50年来日本修改 历史教科书的发展脉络,得出了“历史修正主义者”在日本抬头的结论。更难能可贵的是,作者还在文章中将部分搜集到的文献扫描,把否定历史的图书封面和漫画 的内容公之于众,增加了文章的说服力。在日本审定新的历史教科书、中日关系处于十字路口的今天,这样的严谨学术调查远比激昂的呐喊更有实际意义。谨以此译 文献给中文读者,并向阿尔诺.南达先生表示敬意。由于原文是法文,所以部分汉语译名不一定规范,文中涉及的部分日本人名地名的汉字写法还有待查证,望读者 见谅。限于篇幅,原文的部分注释与参考资料没有译出,请有兴趣的读者参见原文(http: //www.amnistia.net/news/articles/negdoss/japnega/japnega.htm)。

(一)1945年以来日本修改教科书的历史概述

(1)家永三郎的诉讼

第二次日界大战之后,在美国占领当局(1945-1952)的主导下日本的体制进行了一系列的深入改革。首当其冲的改革就是教育体制改革,以 1946年新版的小学、初中、高中教科书为标志。这些教科书里明确描述了日本军队在二战中的侵略行为,包括发生在1937年死亡高达30万平民的南京大屠 杀。这些教科书和其中的立场成为了战后否认战争罪行的人的眼中钉,认为书中的内容有“倾向性”。1955年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这一年,日本政府发布了 “教育条例手册” (Gakushû shidô yôryô),明确了核准教科书的标准和规范。教科书的核准制度得到了严格执行,80%以上的教科书都遭到了否决。这本条例对此后二十年教科书的编撰起到 了深刻的影响。根据这个大纲的精神,教科书的编纂者通过玩弄文字游戏的方式改写了原有的教科书。日本对亚洲各国的侵略和所犯下的战争罪行(包括慰安妇和大 屠杀)甚至日本遭受的原子弹灾难都被淡化甚至消失,“侵略”也被变成“进入”所代替。

1960年12月,东京教育大学(1970年后更名为筑波大学)教授家永三郎领导编纂历史教科书,其内容与“条例”的要求不相符合,因而没有得到 核准。家永三郎于是决定通过法律手段提出诉讼。1970年 7月,在该案的二审中,法庭宣判对家永三郎所编教科书的封杀属于非法和违宪。此后,日本文部省的态度有所收敛,从前被删去的一些内容重又在教科书中出现。 在1974年、1975年初中、高中教科书中可以看到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内容。

(2)1982年的“政府见解”

20世纪 80年代初,日本又开始了新的一波篡改历史的行为。这次他们不仅继续玩弄文字本身,而且质疑历史事件的真实性。南京大屠杀、性奴隶(慰安妇)、731部队 (在人体身上做细菌实验)都成为了“战争中由于混乱所发生的行为”。日本的行为招致了国际上的强烈反对,特别是中国和韩国在1982年7-8月间日本政府 提出正式交涉。日本首相铃木善幸表示了歉意,并且在8月26日以官房长官名义发表的政府见解中表示充分倾听批评意见以改善与亚洲邻国的关系,并承诺在政府 的责任内对教科书作必要的修改。日本政府在有关核准教科书的条例中增加“邻国条款”(kinrin shokoku jôkô)。在此同时,家永三郎对日本政府的诉讼在三审中再次获胜。可以说1985年以后直到90年代中期日本篡改历史教科书的势力受到了一定遏制。 1984年的高中教科书、1985年的初中教科书都包括了南京大屠杀的内容,有些教科书甚至还提到了731部队。1994年的初中教科书、1997年的高 中教科书还提到了“慰安妇”。

图一:佐治芳彦《日本人的历史》一书宣称要从“偏重欧洲史并且讨好中国和韩国的自虐史观中解放出来”。

(二)“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的建立

(1)1993-1997年:转折点

1993 年起,开始了第三波篡改历史反对“倾向性教育”的风潮,到1996年形成了一定气候。其中的首要步骤是在自民党内成立的“历史检讨委员会” (rekishi kentô iinkai)。该委员会成员包括有后来担任过首相的人物(桥本龙太郎,森喜朗),参议院和众议院宪法调查委员会主席(Nakayama Tarô,Murakami Masakuni),共有105个成员(76位众议员和29位参议员),其目的是要对“大东亚战争”做一个审视和总结。1995年8月该委员会发表了对 “大东亚战争的总体认识”(Daitôa sensô no sôkatsu)的报告,代表了自民党对历史问题的看法,并且提出了对抗“倾向性教育”的具体措施。这份报告的内容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点:图二:历史检 讨委员会“大东亚战争的总结”的报告封面

第一,“大东亚战争”(即太平洋战争)不是一场侵略战争,而是一场自卫战争,也是解放亚洲其他国家的战争;第二,日本没有犯战争罪行,类似“南京 大屠杀”和“慰安妇”这样的罪行纯属编造和虚构;第三,日本的一些教科书中关于日本侵略亚洲国家以及造成的损失的描述属于不实之词,因此需要考虑重新编撰 新的教科书;第四,需要推动一场以知识分子为主导的“国民运动”,改变日本全体国民对历史的认知。

自民党历史检讨会的另一个功能保证自民党内历史修正主义者后继有人。为此,专门成立了“日本青年议员历史教育和思考未来会议” (nihon no zento to rekishikyôiku wo kangaeru wakate giin no kai)。1995年1月,又成立了以藤冈信胜(Fujioka Nobukatsu)为核心的“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中心”(jiyûshugi shikan kenkyûkai)。这个“中心”成立一年多后的1996年夏起就在其机关刊物“当代历史教育改革”杂志(Gendaishi no jugyôkaikaku,2001年2月停刊)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用“反日”、“自虐”、“邪恶”等词汇,强烈攻击在家科书中提及有关“南京大屠杀” 和“慰安妇”的历史。研究中心的活跃人物西尾干二(Nishio Kanji,电器通讯大学教授),藤冈信胜(Fujioka Nobukatsu,东京大学教授),高桥史朗(Takahashi Shirô,明星大学教授), ?本多加雄(Sakamoto Takao,学习院大学教授)以及小林善纪(漫画家)在1996年12月公开宣布他们将编撰供中学使用的历史教科书,并且在翌年1月份成立了“新历史教科 书编撰会”(atarashii rekishi kyôkasho wo tsukuru kai)。到2001年3月该委员会的成员达到了10,445人。

图三:漫画家小林善纪1998年的作品,为“编纂新历史教科书委员会”张目。

(2)“国民运动”

二十世纪90年代中期,“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和以修改宪法第9条为纲领的“日本大会”(nihonkaigi)两个组织共同推动“国民运动”, 修正历史。这两个组织还得到《产经新闻》和部分政界人士的大力支持。2000年4月,“改善教科书联络会议”(kyôkasho kaizen renrakukyôgikai)成立,加强各个右翼团体之间的协调。自1997年起的四年内,“国民运动”的各类出版物超过400种,全国各地大小会 议、研讨会700多次,“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还成立了48家地方分支机构。

为了达到他们修改教科书和教育体系的目的,“国民运动”的宣传活动采取多种方式。1998年6月由伊藤俊也(Itô Shunya)导演的电影《自尊》(Puraido)上映,为甲级战犯包括1941年到1944年统领皇军的东条英机涂脂抹粉,企图翻东京大审判的案。他 们还针对“战争文献中心”和“和平博物馆”的出版物进行反宣传,并且采取暴力行动破坏中国电影《南京1937》和韩国一部关于慰安妇的影片的上映。

“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并不满足于宣传活动,他们还采取直接破坏行动,派出捣乱分子骚扰针对右翼组织的集会。他们的活动逐步升级,通过互联网、传 真机对反对他们的人或者参与上述中国、韩国电影拍摄的人,甚至对公立学校的教师进行造谣诽谤和人身威胁。“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还在各地散发传单,煽动民 族情绪。其中在东京散发的一份传单是这样写的:

“公民们!一个社会的根基就是教育,而我们的教育正处在危难之中!学校的教育已经无可救药,惨不忍睹。日本的教育正在消亡。我们是新历史教科书编 撰会,你们一定从《国民的历史》一书对我们有所了解。不管怎样,我们要都要站出来,在我们的祖国日本衰落的时刻我们不能再沉默。”

除此之外,右翼分子特别利用漫画在青少年中扩大影响。90年代中期以来,在极右势力宣传战起重要作用的人物之一就是漫画家小林善纪。小林在“药害 艾滋”和“奥姆真理教”两个案件中大出风头,赢得了高知名度。在小林被奥姆真理教列入诛杀的黑名单之后,SAPIO杂志以维护言论自由的名义接纳了他, SAPIO从此也成了小林发表作品的阵地。SAPIO是双周刊,属于保守派的舆论阵地,尤其以其反韩立场特别引人注目。小林将《产经新闻》的文章改编为漫 画系列作品《傲骨精神宣言》。这些漫画作品,将军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相结合,内容混杂晦涩,为日本否定历史大造舆论。该系列中的《战争论》就是一部代表作, 鼓吹日本当年的侵略战争是为了保护亚洲不受“肮脏的白人”侵略,将南京大屠杀说成是“南京谎言”,还不仅指责远东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

这样SAPIO成了公开诽谤的阵地,小林借助这个阵地向敢于质疑“国民运动”的大学教授、政府官员或者新闻界人士大肆进攻,不惜使用“愚蠢的知识 分子”、“肮脏的左派”这样的字眼。小林还在漫画系列中丑化中国人的形象,攻击中国。值得注意的是,小林善纪在发《台湾论》之后,在2001年3月曾一度 遭台湾当局禁止入境。在《台湾论》中,小林通过访问台湾的一些年长的“亲日”人士,为日本在占领台湾期间(1895- 1945)的作为辩护。这部书引起了很大争议,其中的部分“访谈”内容被证实是小林编造的,或者被严重歪曲。

图四:漫画家小林善纪发表在Sapio杂志上的作品,丑化松浦宽教授。这位教授批评日本极右势力利用战时一位日本副总领事为立陶宛的6000名受纳粹迫害的犹太人颁发签证的历史为自己涂脂抹粉。

图五:1998年,在《战争论》攻击和平博物馆,声称是“以和平的名义洗脑”。

图六: Sapio杂志2000年5月的一期,小林再度攻击松浦宽教授。画中小林自己亲自出马,用手指着读者抒发他的愤懑。

(三)“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的活动

(1)出版《国民的历史》

按照“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的章程,该委员会确定要在1997-1998年出版中学用历史教科书。1997年11月,在其机关刊物《历史》上该委 员会宣布教科书的出版将由产经新闻社和扶桑社负责。产经新闻在1998年1月9日的一篇文章中也披露“编纂新历史教科书委员会”已经开始编纂新版教科书, 争取在下次文部省审批教科书的时候报批。编撰会当时忙于两个方面的工作。第一是教科书的撰写执笔工作。一开始执笔是由?本多加雄负责,但其提出的教科书草 案不够满意,所以“编撰会”又换将由西尾干二和藤冈信胜负责重写。第二,作为新版教科书的前奏和“试点”,由西尾干二亲自执笔写一本着作,即“国民的历 史”,于 1999年10月出版发行。

图七:《国民的历史》封面,该书被大量免费分发到读者手中

西尾干二的《国民的历史》出版后,“编撰会”自称该书的销售量在出版的当年底就达到了60万册,五个月内高达75万册。2000年4月,在文部省 开始审定教科书前不久,《正论》杂志将《国民的历史》一书捧为“畅销书”。表面上看,该书的确在两个月内曾经占据书市的畅销书的榜首。但是,在这两个月 内,却出现了“编撰会”的地方分支机构无偿将该书分发给读者的奇怪现象。这种无偿发书违反反垄断和言论自由(含涉及诽谤的条款)的有关法律的,也违反了不 能为教科书做广告的有关法律规定。“编撰会”辨称该书与教科书的编写毫无关系,只是有咨询性质的思考。“编撰会”的秘书长高森明敕(Takamori Akinori)也否认曾经给该会地方机构下达指令无偿分法《国民的历史》一书。

从这件事上,有三个问题值得思考。第一,营造“畅销书”,造成“编撰会”获得广泛支持的假象,试图给正在审定教科书的文部省施加“民意”压力。第 二,团体购书加上邮寄的费用超过1亿日元,资金来源令人质疑。第三,更重要的是,正如我们前面已经指出的,无偿分发该书充分表露了“编撰会”的真实面目。 实际上,根据邮局的有关记录,“编撰会”打着一个并不存在的“关心下一代教育父母协会”的名义,在1999年11月2日至10日间大量邮寄《国民的历 史》。因此,从时间上看,无偿发书的行为并不是“编撰会”所声称的是在该书上市之后,读者已经看过该书的情况下才分发的,而是在该书上市之初的精心安排。

图八:2001年3月17日《朝日新闻》刊登调查报告,披露价值1800日元的《国民的历史》由“编撰会”无偿派发到居民的信箱中。

(2)“编撰会”的新编中学历史教科书

2000年4月,“编撰会”的新编历史教科书送交文部省审定。这里概述一下这部教科书的内容和主要问题(我们获得了一本送审的教科书清样的复印件,该版本已在2000年春在部分中学中流传)。

1)藐视前人历史研究的成果,否认历史是一门科学。在该教科书“历史研究什么?”的前言中,作者宣扬相对主义和种族中心论,以文献不足或者相对价值观为理由,认为不可能认识和理解历史事件的真相。

2)藐视宪法。该教科书认为1889年的帝国宪法是应该遵循的好宪法,吹捧1890年天皇颁布的“教育敕语”(全文收录在教科书内,却没有说明该敕令已经在1948年6月废止),进而公然挑战现行宪法,认为是占领者强加的不公正宪法。

3)将对中国的侵略合法化,声称战争是因为中国不遵守商业协议,并在满洲里和卢沟桥挑起事端所引起。

4)将日本在亚洲的侵略战争描述为“自卫战争”和“解放战争”。这是“编撰会”的中心论点。按此逻辑,1960年联合国关于非殖民化的宣言居然被等同为 1943年“大东亚会议”。1941年12月爆发的太平洋战争居然被说成是被美国和欧洲帝国主义列强强加给日本的,日本在无奈的情况下才向美国宣战。

5)不承认日本的战争罪行和造成的损失。教科书里面没有任何关于战争罪行的描述,慰安妇、抢掠资源、强制迁徙、劳工等等都没有提及,南京大屠杀被描述为“欺骗”。相反,教科书对日本遭受的损失却大书特书。

6)美化战争。“大东亚战争”部分的结尾是这样写的:“战争总是悲剧。但是在战争中分清是与非是困难的。我们不讨论谁是战争的正义一方,谁是非正 义的一方。当国家之间为了各自的利益在无法政治解决的情况下发生冲突,战争是解决问题的最后手段。当时日本人决定不在美国人面前不战而降。”教科书却没有 对日本国内和占领国内反战的声浪轻描淡写。

7)藐视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和韩国)人民,将殖民地合法化。教科书将中国和韩国人民描述为深受孔教影响的顺民,与勇于和帝国主义白人侵略者斗争 的日本人形成鲜明对照。朝鲜半岛被描绘为指向日本的致命武器,因而1910年吞并韩国也就理所当然了。关于“韩日合并”,教科书是这样写的:“这个政策措 施得到了欧洲列强的支持,以便维护东亚的秩序。日韩合并是保护日本安全和在满洲利益的必要措施。这完全是合法的行为,与当时的国际法原则相符。”

8)以天皇为中心描述历史,混淆历史和传说

9)充斥日本民族和日本文明的超人和优越的说教(日本是独立出现的人种等等)

10)歪曲现行宪法,并且建议修改现行宪法。

图九:在“编撰会”送审的教科书关于吞并韩国的两页,文部省建议作9处修改。

(四)历史修正主义者的攻势

(1)外务省“阴谋”

2000 年7月起,“编撰会”的新教科书受到了来自日本国内(朝日新闻、每日新闻)和国外(中国、韩国)的强烈批评。新教科书的作者藤冈信胜质疑外界如何得到了 “编撰会”送审的样书,声称这是偷窃的违法行为。实际上,正是“编撰会”和“扶桑社”自己早在2000念月起就将样书的复印件在一些中学散发,因此书的内 容为外界所知。2000年10月30日,教科书审定委员会负责历史教科书审定的十一名成员之一野田英二郎(Noda Eiichirô)突然被调离其岗位。野田曾任日本住印度大使,2000年4月才调任教科书审定委员会。在10月初,就风传一个教科书审定委员会的成员向 其同事施加压力,要求否定带有军国主义色彩并可能伤害邻国感情的历史教科书。产经新闻自10月13日起连篇累牍地在头版不指名地报道“某”前任外务省高官 在审定历史教科书过程中向审定小组成员施压,强烈要求公平审查教科书,不受外务省的影响。

产经新闻(在报道中从来没有提到它本身就是引起争议的新版教科书的出版者)的演绎的故事很简单:野田曾在2000年9月19日与日本外务省一位前 任高官和一位主管教科书事宜的官员见面,因为外务省受到了来自中国的强大压力下,所以希望通过野村这位前外交官对教科书的审定施加压力,拒绝批准北京不喜 欢的教科书。这是共产党中国对日本内部事务的无端干涉,云云。

在这同时,漫画家小林善纪在SAPIO杂志上也开始指名道姓地攻击野田英二郎,并认定这是中国通过外务省,而外务省又通过野田进行的一场阴谋活 动。小林的漫画点明野田不仅是前任驻印大使,而且还担任日中友协副会长,是破坏教科书审定的阴谋分子,并强烈要求立即撤换野田。10月 16日,“编撰会”写公开信给文部省大臣大岛里森,并在翌日召开自民党“日本青年议员历史教育和思考未来会议”,要求推迟审议教科书并对野村采取措施。 10月26日,自民党教育改革实施部正式以自民党的名义向文部省要求将野村调离并推迟审议教科书的会议。原定27日的会议就此推迟。对于事态的发展,文部 大臣大岛的最初反映很不以为然,随后迫于舆论压力,最终决定将野田调离教科书审查委员会。2001年1月5日,野村和另外一位曾任加拿大大使的 Nakahira Tatsu同时被调离文部省,野村事件最终落幕。

(2)NHK事件

在2000年12月,“侵犯妇女权利国际战犯法庭”(民间组织设立的模拟法庭,判决并无强制效果)审理后不久,2001年1月30日发生了NHK (日本放送协会)事件。当时NHK准备连续四天晚上播放“如何看待战争”的系列片。这个系列片的内容分别是:法国和德国如何面对过去以及反人类罪的概念 (1月29日);“女性国际战犯法庭”的意义(1月30日);当今世界战争中妇女遭受侵害及其权益(1月31日)和对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思考(2 月1日)。人们注意到,在这套节目的嘉宾里包括了以反对篡改历史着名的东京大学教授高桥哲哉。

然而,观众们惊讶地发现1月30日那一期节目的时间比另外几起要短很多,而且其内容对“女性国际法庭”和国际法庭表达了批评态度。其实最感到震惊 的是该系列片的编导,因为播出的内容与他们拍摄的内容大相径庭。原来,一伙属于极右翼组织的人闯入了NHK在东京的总部,对NHK人员进行人身威胁。于 是,NHK在1月30日下午自行决定对预备当晚播出的电视片进行重新编辑后播出。该片最先摄制于2000年12月27日,在翌年1月27日和28日由20 多位编导和工作人员进行了编辑定案。但是,两天后播出的电视片的内容却做了实质修改,这是一件异乎寻常的事情。除了暴露出NHK内部管制方面问题以外(一 个值班主编就可以改动节目内容),更重要的是这件事反映了日本新闻自由的局限性。事后,“战争中侵害女性??日本联合组织”(VAWW)等其他相关的民间 组织、电视片的编导与制片人纷纷向NHK提出正式的抗议。

(3)“编撰会”的新版教科书审定通过

2001 年3月,在文部省审查教科书结果即将公布的前夕,日本国内外对历史教科书问题的争议继续升温。3月16日,以着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为首 的17位作家、教授和其他知识分子联名向日本首相森喜朗和官房长官福田康夫请愿,呼吁政府关注教科书的审定,因为所有八部送审的历史教科书都在不同程度上 掩饰日本军队在战争中给邻国带来的伤害,并要求作出必要的修改。但是,这封信没有起到任何效果,在中国和韩国的抗议声中,“编撰会”的教科书得到了文部省 批准。“编撰会”的下一个目标是要争取更多的学校采用它的教科书,使他们修正了的历史观得到广泛传播。教科书的作者藤冈信胜则宣布他们的目标是各地至少有 10%的学校采用这本教材。日本政府已经表示他们不能干涉教科书的使用,因为决定权完全在地方的教育委员会手里。“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在2001年4月 21日召开的第14届研讨会,在弹冠相庆的同时,也做好了在风暴中继续推进他们的修正主义历史观的决心。历史还在发展,让我们拭目以待。图十:虽然新版教 科书得到审定通过,历史修正主义者斗志一点都不松懈。图示“编撰会”2001年4月21日召开的第14届研讨会的海报,重点讨论“风暴中的历史教科书”。

【八阕】一个劳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好地方:http://www.popyard.org



Japon: l'offensive des négateurs de l'Histoire

Tout le dossier "Négationnistes, les Eichmann de papier"


Par Arnaud Nanta, doctorant à Paris VII

Tokyo, mardi 29 mai 2001


Première partie

1 - 2 - 3 - 4 - 5 - 6



Couverture de L'Histoire des Japonais de Saji Yoshihiko dans lequel on peut lire, par exemple: "Libérons-nous de l'Histoire masochiste qui lèche les bottes de la Corée et de la Chine et qui s'appuie sur l'Histoire européen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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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 Bref historique du négationnisme dans les manuels scolaires après 1945

Le Procès Ienaga

L'immédiat après-guerre débute par l'occupation américaine (1945-1952), qui permit une refonte en profondeur des institutions japonaises. Les premières réformes gouvernementales s'attaquent immédiatement au système éducatif avec la publication dès 1946 de nouveaux manuels scolaires. Il est important de mentionner ces manuels - pour le primaire, le collège et le lycée -, car ceux-ci comportent en 1946 des mentions précises (1) aux dommages infligés par l'armée japonaise en Asie, et avant tout au Massacre de Nankin (1937, 300.000 morts civils). Ce sont ces premiers manuels et le discours qu'ils représentent, qui vont devenir la cible des négationnistes après-guerre. L'ensemble de ces mentions sont présentes au moins jusqu'en 1950 (2), mais une première attaque est menée contre ces manuels jugés "orientés"(henkô (3)) en 1955, année où se produit un virage décisif avec la publication d'une nouvelle Brochure des Directives de l'Enseignement (Gakushû shidô yôryô), brochure qui sert à fixer les règles de base à suivre pour l'homologation. Le système d'homologation est rendu plus strict par le gouvernement et le Ministère de l'Education Nationale et plus de 80% des manuels proposés sont refusés. Cette directive ministérielle visant à réviser le discours (notamment par un jeu terminologique) donne le ton des manuels durant presque 20 ans. Toutes les mentions à l'invasion en Asie, aux crimes de guerre, à l'esclavage sexuel, aux massacres de civils et même aux dommages dus à la bombe atomique, disparaissent.

Au milieu de la décennie 1960, Ienaga Saburô, professeur à l'Université Normale de Tôkyô (tôkyô kyôiku daigaku (4)) dirige la rédaction d'un manuel d'histoire qui, ouvertement, ne respecte pas les directives du Ministère. Ce manuel fut refusé à l'homologation, et Ienaga intenta alors un procès à l'Etat. En 1970, lors du jugement en second appel, la décision du tribunal Sugimoto jugea l'interdiction du manuel Ienaga Saburô comme illégale et anticonstitutionnelle (juillet). Le Ministère de l'Education Nationale adoucie alors sa position et de véritables efforts afin de faire réapparaître les mentions concernées dans les manuels sont rapidement sensibles. Les premières mentions à Nankin sont visibles au lycée dès 1974 (un manuel), puis au collège en 1975 (idem).

Les Accords de 1982

Au début de la décennie 1980 débute une seconde attaque révisionniste contre l'enseignement de l'Histoire. Cette attaque vise aussi bien la terminologie que les faits: le Massacre de Nankin, l'esclavage sexuel (les "femmes de réconfort"), l'unité 731 (qui fit des tests biologiques sur des cobayes humains); la vérité historique de la guerre se trouvant subitemment justifiée et expliquée comme "des actions résultant du désordre de la guerre". Une puissante réaction de la société internationale a lieu en 1982, centrée autour des gouvernements chinois (le 26 juillet) et coréen (le 3 août), ces deux derniers rentrant en discussion avec le gouvernement japonais d'août à septembre 1982. Le gouvernement Suzuki Zenkô présente ses excuses et s'engage à la fin de l'été (le 26 août), dans L'Opinion du Gouvernement (5) "à tendre suffisamment l'oreille à ces critiques afin d'améliorer les relations et l'amitié avec ses proches voisins d'Asie, les corrections [nécessaires] seront effectuées sous la responsabilité du gouvernement". Le gouvernement japonais procède à cette fin à l'ajout de la Clause des Pays Limitrophes (kinrin shokoku jôkô) au texte des Directives d'Homologation. Dans un même temps, Ienaga remporte contre le gouvernement son procès en 3e appel en 1984, et consécutivement les mentions relatives à la Seconde Guerre mondiale apparaissent clairement dans les manuels dès 1985 (6). La décennie 1980 et la première moitié de la décennie 1990 sont donc le moment de véritables efforts, marqués de résultats concrêts.


Couverture de la Synthèse Générale sur la guerre de la Grande Asie Orientale réalisée à l'initiative de la "Commission pour le ré-examen de l'Histoire" du Parti Libéral Démocrate, en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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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 La mise en place du "Comité pour la Rédaction de Nouveaux Manuels d'Histoire"

A) Le tournant 1993-1997

La troisième attaque contre "l'éducation tendancieuse"(henkô kyôiku) s'annonce dès l'année 1993, pour démarrer concrêtement en 1996. L'étape préparatoire à cette nouvelle attaque a d'abord consisté en la mise en place d'une "Commission pour le Réexamen de l'Histoire" (rekishi kentô iinkai) au sein du P.L.D. entre août 1993 et février 1995 (7). On trouve parmis les membre de cette commission l'ancien Premier Ministre Hashimoto Ryûtarô, le précédent Premier Ministre Mori Yoshirô, le président du Comité d'Enquête Constitutionnel de la Diète Nakayama Tarô, le président du Comité d'Enquête Constitutionnel du Sénat Murakami Masakuni, soit nombre d'actuels cadres du parti (8).

La "Commission pour le Réexamen de l'Histoire" du P.L.D. a été fondée avec pour objectif de réaliser une "synthèse générale" concernant "la Guerre de la Grande Asie Orientale". La Commission publie son rapport en août 1995 sous le titre: Synthèse générale sur la Guerre de la Grande Asie Orientale (9), texte qui récapitule de fait l'orientation historique du P.L.D. et qui expose les directives pratiques à suivre afin de contrer les "manuels scolaires tendancieux". On peut résumer le contenu de cet ouvrage autour des quatres points suivants.



Le dessinateur de "manga" Kobayashi rend hommage à la création du "Comité" de révision des manuels scolaires. Le titre de ce manga publié en 1998 se passe de commentaires: "Le masochisme que veulent nous enseigner les manuels".
(agrandir le docu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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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La Guerre de la Grande Asie Orientale (i.e. la Guerre du Pacifique en Asie) n'a pas été une guerre d'invasion (shinryaku sensô) mais une guerre d'auto-défense (jizon jiei sensô) et fut une guerre de libération pour l'Asie (10). -2- Les dommages invoqués tels le Massacre de Nankin ou les "femmes de réconfort" sont pures inventions (tsukuribanashi), des "fictions" (kyokô) (11). Le Japon n'a commis aucun crime de guerre. -3- Les manuels scolaires récents mentionnent une invasion en Asie et des dommages qui n'ont pas eu lieux, il est donc nécessaire de se battre pour mettre en place de nouveaux manuels (12). -4- Il faut mettre en place un "mouvement national" (kokumin undô) centré sur des intellectuels, afin de faire passer dans l'ensemble de la nation cette perception de l'Histoire (13).

La seconde fonction de cette Commission du P.L.D. va être d'assurer la succession de la perception historique révisionniste au sein du parti. A cet effet est créée la "Réunion des Jeunes Elus pour Réfléchir sur l'Avenir du Japon et l'Education de l'Histoire"(nihon no zento to rekishikyôiku wo kangaeru wakate giin no kai) (14).

La première réalisation concrête successive au rapport de la Commission pour le Réexamen de l'Histoire est la création en janvier 1995 du "Centre d'Etudes pour une Vision Libérale de l'Histoire" (jiyûshugi shikan kenkyûkai), centré autour de Fujioka Nobukatsu. Ce "Centre d'Etudes" commence dès l'été 1996 à s'attaquer violemment (15) aux mentions concernant le Massacre de Nankin ou les "femmes de réconforts de l'armée" dans les manuels scolaires, ces derniers étant critiqués comme "anti-japonais", "masochistes" ou "ténébreux" (han'nichiteki, jigyakuteki, ankokuteki). La préoccupation majeure de ce groupe est la suppression des mentions concernées dans tous les manuels d'histoire. Les principaux personnages du "Centre", Nishio Kanji (professeur à l'Université Denki Tsûshin), Fujioka Nobukatsu (professeur à l'Université de Tôkyô), Takahashi Shirô (professeur à l'Université Meisei), Sakamoto Takao (professeur à l'Université Gakushûin) et Kobayashi Yoshinori (dessinateur de bandes dessinées) (16), annoncent publiquement leur projet de rédiger leur manuel d'histoire pour le cours secondaire (décembre 1996) et créent à cette intention en janvier 1997 le "Comité pour la Rédaction de Nouveaux Manuels d'Histoire" (atarashii rekishi kyôkasho wo tsukuru kai) (17).

A suivre...

Toute l'enquête Japon: l'offensive des négateurs de l'Histoire sera publiée en six parties. La deuxième partie: Les mangas au service du mensonge historique.

Deuxième partie


Notes:

-1- Dans les limites de la connaissance historique d'alors.
-2- C'est-à-dire: le Massacre de Nankin, l'Incident de Mandchourie, le terme Nihon no shinshutsu (avancée) au lieu de shinryaku (invasion). Une modification importante apparait à partir de la période 1947-1951 sur ce point.
-3- Campagne menée par le Parti Libéral d'alors ; issu de la refonte du Seiyûkai d'avant-guerre.
-4- Devenue l'Université Tsukuba après le vote de la Loi sur les Universités en 1970, qui mit fin aux système des écoles normales d'Etat au Japon. Avant 1970, les deux centres de formation des maîtres étaient à Hiroshima et à Tôkyô.
-5- Déclaration du Secrétaire d'Etat Miyazawa Kiichi, in Seifu kaiken.
-6- Le Massacre de Nankin apparait dans tous les manuels pour le collège dès 1984, dans tous les manuels pour le lycée en 1985. Certains manuels comprennent même une mention à l'Unité 731. Une mention aux "femmes de réconfort" apparaît au lycée en 1994, puis au collège en 1997 (ordre inversé, attention).
-7- Le Parti Libéral-Démocrate est fondé en tant que front uni des courants conservateurs en 1955, tandis que le P.S.J. recomposé est en passe de devenir la première force politique du pays. Le P.L.D est resté au pouvoir sans interruption jusqu'en 1993 (coalition anti-P.L.D.), pour y revenir dès juin 1994.
-8- Cette commission était composée de 105 membres : 76 députés et 29 sénateurs.
-9- Daitôa sensô no sôkatsu, Tentensha, 15 août 1995, 448 pp. On trouve parmis les 19 rédacteurs de cet ouvrage les noms de Nishio Kanji, Takahashi Shirô, Nishibe Susumu, Etô Jun, Matsumoto Ken'ichi. (Voir en infra).
-10- Voir notamment: Chapitres I-1, I-4, II-3, II-4.
-11- Chapitres I-4, II-3, III-1, III-3.
-12- Chapitres I-4, II-2, III-5, IV-1, IV-5.
-13- Chapitre VI-6, postface.
-14- C'est-à-dire la génération d'avant-guerre, qui pratiqua falsification de l'histoire et déclarations incendiaires dans et à l'extérieur de l'Hémicycle dans les années 1980 et au début de la décennie 1990; Okuno Seiryô, Fujio Masayuki, Itagaki Masashi. Cette "Réunion" est composé en son coeur de 15 membres issus de la Commisson pour le Réexamen de l'Histoire du P.L.D., dont son porte-parole Nakagawa Shô'ichi.
-15- Notamment dans sa revue-organe La Réforme de l'enseignement de l'Histoire contemporaine (Gendaishi no jugyôkaikaku, arrêtée février 2001), et surtout dans la série d'articles L'Histoire qui n'est pas enseignée dans les manuels, in Sankei Shimbun, 1996-97.
-16- C'est l'administrateur Sakamoto T. qui a fait, à partir de l'argot militaire "toilettes communes" (kyôdô benjo) la remarque "l'histoire des toilettes [n'a pas besoin d'] être enseignée dans les manuels scolaires"; Sakamoto Takao, Comment faut-il écrire les manuels d'histoire (Rekishi kyôkasho ha ikani kakareru beki ka), in Les Nouveaux Manuels d'Histoire sont en Marche (atarashii rekishi kyôkasho ga hajimaru), dir. Tsukurukai, Gentôsha, juillet 1997.
-17- Revenu du Comité pour 1999 env. 460.000.000 yens; 10.445 membres au 31 mars 2001 (augmentation de 26% par rapport à mars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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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April 21, 2005

钓鱼岛的历史沿革及战略价值

钓鱼岛的历史沿革及战略价值
(一)钓鱼岛的历史沿革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亦称钓鱼岛列岛)由钓鱼岛、北小岛、南小岛、黄尾屿、赤尾屿及三个无名岩礁组成。这些岛屿位于我国东海大陆架上,均处于水深200米 以内的中国大陆架边缘,是中国大陆的自然延伸。它的东南方为冲绳舟状海槽,它将钓鱼岛列岛与久米岛及琉球群岛在海上截然分开。

钓鱼岛列岛总面积不足6.4平方公里,其中钓鱼岛面积最大,约4.319平方公里(一说3.64平方公里),岛上有九个山峰,主峰海拔363米。钓鱼岛距 我台湾省基隆市约190公里;距我国福州和日本冲绳各约420公里。

钓鱼岛列岛是我国最早发现、命名,并行使主权的。早在明朝初年的1373年前后,我国渔民即已发现了钓鱼岛。1403年我国文献中就有过钓鱼屿诸岛的记 载。现藏于英国牛津大学鲍德林图书馆的明朝永乐年间出版的《顺风相送》中记载有“福建往琉球”针路(航海指南)一节提到过“钓鱼屿、赤尾屿”等名称。此 后,明、清历朝政府皆使用“钓鱼屿、黄尾屿、赤屿”等名称。历史上的琉球王国(即现在日本冲绳)自明朝初年起就一直臣属于明朝皇帝。1372年,明太祖朱 元璋给琉球的中山王下达诏谕后,琉球的北山、中山、南山三王遂开始向明政府朝贡。1402年,中山王统一三山;1404年明太祖的册封使来到琉球。 1534年5月陈侃出使琉球。后来,他在《使琉球录》一书写道:“……十日南风甚迅,舟行如飞。然顺流而下,亦不甚动。过平嘉山(今彭佳屿),过钓鱼屿, 过黄毛屿(今黄尾屿),过赤屿(今赤尾屿),目不暇接,一昼夜兼三日之程。……十一日夕,见古米山(今久米岛),乃属琉球者”。由此不难看出,直到古米山 才属琉球国,而在此之前的钓鱼屿、黄毛屿、赤屿显然不属琉球而在我国疆域之内。

1556年,胡宗宪被擢升为浙江省提督,节制7省海域边防,负责讨伐日益猖獗的倭寇,守卫包括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等岛屿在内的中国海区。1561年左 右,胡宗宪的幕僚、明代地理学鼻祖郑若曾编纂了《筹海图编》。该书详细说明了防卫倭寇的战略战术,配置要塞哨所的方法,以及如何制造战舰、兵器等。《筹海 图编》卷一“沿海山沙图”的“福七”至“福八”中,曾标有鸡笼山、彭佳山、钓鱼屿、黄毛屿、赤屿等。1621年,明朝的茅元仪撰写的《武备志》中也标有钓 鱼山、黄毛山、赤屿等岛。现存于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的《武备秘书》卷二(明末施永久)中更为明确地画出“钓鱼台”、“黄尾山”、“赤屿”等岛。

1701年,琉球国使臣蔡铎向清政府进献《中山世谱》地图及说明中,记载有琉球的36岛,其中并无钓鱼屿诸岛。清朝干隆年间的潘相于1764年著有《琉球 入学见闻录》。卷首有“琉球国全图”,图内将琉球大小岛屿尽数绘出,并标示岛名,但其中并无钓鱼屿。刻印于清朝同治二年(即1863年)的《皇清中外一统 舆图》,图中卷六、卷七、卷八的我国福建台湾部分,不仅包括钓鱼屿诸岛在内,而且注文全用我国文字,并无琉球、日本等国文字。

1719年徐葆光出使琉球,后写下《中山传信录》,内中列举了36岛,并写明:“……八重山,此琉球极西南属界也。”八重山群岛在钓鱼岛西南,两个群岛中 间正好被冲绳舟状海槽隔开。该书写明的琉球领属36岛,并无钓鱼岛,且在附图中也如此标示,证明当时琉球国仅限于36岛而无钓鱼岛列岛。

长期以来,日本的古籍中也根本没有钓鱼岛列岛属于琉球的内容。1719年日本学者新井君美写了《南岛志》,写明琉球辖36岛,其中并无钓鱼岛等岛。 1875年前日本官方编撰的地理书、日本文部省编写的小学教科书中提到琉球群岛各岛名称时,完全没有“尖阁列岛”或“钓鱼岛”等字眼。日本在1895年侵 占我国台湾省之前,所出版的日本国地图中,钓鱼岛列岛也没有列入“日本版图”内。

可以说,直到19世纪末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日本从没有对中国拥有钓鱼岛列岛的主权提出过异议。1884年,从事海产品采集和出口的日本那霸居民古贺辰四 郎首次登上钓鱼岛,发现岛上信天翁成群,正值产卵期。他想大量采集岛上羽毛以获取高额利润,随后多次向冲绳县官府申请开拓钓鱼岛,但官府均称“未曾判明乃 属我邦之土”,而加以拒绝。1885年以后,几任日本冲绳县知事接连上书日本政府,要求将钓鱼岛列岛划归其管辖,并树立标桩,而日本外务、内务两大臣都顾 及中国清朝政府对这些岛屿的主权而主张将呈报搁置,不作答复。

1894年底日本在甲午战争中对清朝军队作战已取得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决定攻占台湾。1895年1月14日,日本内阁会议决定:钓鱼岛群岛划归冲绳县管辖,建立标桩。

同年4月17日,清朝政府被迫与日本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割让了台湾岛及所有附属岛屿。实际上,日本直到1900年由冲绳师范学校教师黑岩 恒氏写出《尖阁列岛探险纪事》一书之后,才渐渐使用“尖阁列岛”这一名称。以上史实证明:日本使用“尖阁列岛”名称要晚于中国定名之后约500年。其实即 使在日本人统治台湾时期,日本自己也承认钓鱼岛属于台湾附属岛屿而不是琉球的附属岛屿。1940年,日本占领下的台北州渔民与日本冲绳县渔民为“尖阁群 岛”(钓鱼岛)的捕鱼权问题发生争执,官司一直打到东京法庭;法庭很快作出裁决,台湾胜诉,冲绳县败诉,“尖阁群岛”仍归台北州管辖。

1943年12月1日,中、美、英三国在开罗发表的《开罗宣言》指出:“把日本侵占中国的领土如东北、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把日本从它用武力或贪欲 所攫取的所有土地上驱逐出去。”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又发表了《波茨坦公告》,重申《开罗宣言》的条件必须实施等。但美国在二战之后却占 领了“西南诸岛”(北纬29°以南包括北纬25°左右地区),也占领了我国台湾所属的钓鱼岛,宣布对这些岛屿有“施政权”,拒不归还中国。美军还在黄尾 屿、赤尾屿两个小岛建立了射击和轰炸靶场。

1951年,在中国未参加的情况下,美国和日本在旧金山非法签订了《对日和约》。

由于美国占领和托管钓鱼岛本身就是非法的,因而该和约对我并无约束力。
1971年6月,美日签订《归还冲绳条约》时,竟然把钓鱼岛也列入“归还”的岛屿之内。

1972年5月美在将琉球群岛归还日本时,把钓鱼岛也交给了日本人管理。日本政府据此主张该岛属日本冲绳县的一部分,并将钓鱼岛划在日本自卫队的“防空识别圈”内。

针对美国政府的无理行径和日本的非法行为,我国外交部于1971年12月30日发表严正声明:“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南小岛、北小岛等岛屿是台湾的附 属岛屿。它们和台湾一样,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日两国政府在‘归还’冲绳协定中,把我国的钓鱼岛等岛屿的列入‘归还区域’,完全是 非法的,这丝毫不能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钓鱼岛等岛屿领土主权,中国人民一定要收复钓鱼岛等台湾的附属岛屿!”从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到1978年 中日签订和平友好条约,我国从大局出发,与日政府达成了将钓鱼岛主权问题暂时搁置起来,留待日后解决的谅解。然而,值此期间的1972年,日本右翼组织 “日本青年社”竟在钓鱼岛上建立了一座灯塔;1978年该组织再次设置灯塔,以显示其“主权”。以后,日方又在钓鱼岛上修建了直升机场,不断出动船只和直 升机驱赶到钓鱼岛附近海域作业的中国渔船。1996年7月,日本右翼团体更是变本加厉,又是设置巨型灯塔,又是树旗立碑,致使钓鱼岛争端再度表面化和尖锐 化。


(二)钓鱼岛的战略价值

钓鱼岛列岛虽然都是一些无人居住的小岛,但日方对其行动的步骤近年来不断升级,除了政治原因之外,应该说,其重要的战略价值也是不容忽视的。

首先,钓鱼岛列岛及其周围海域具有巨大的经济开发价值。1966年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经过对包括钓鱼岛列岛在内的我国东部海底资源的勘查,得出结 论:东海大陆架可能是世界上最丰富的油田之一,钓鱼岛附近水域可能成为“第二个中东”。据资料统计,目前全世界已开发的石油资源,主要是从新生代第三纪 (6500万年~200万年前形成的)岩层中发现的。钓鱼岛列岛的海底是新生代第三纪的沉积盆地,具有理想的生成和储藏石油的地质构造条件。据我国有关科 学家1982年估计,钓鱼岛周围海域的石油储量约30~70亿吨(亦有材料说,该海域海底石油储量约为800亿桶,超过100亿吨)。钓鱼岛周围海域的渔 业资源也十分丰富,盛产飞花鱼等多种鱼类。长期以来,我国台湾等地渔民经常到这里从事捕捞活动,年可捕量高达15万吨。

其次,钓鱼岛群岛在海洋划界中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众所周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批准生效,将不可避免地使各国在划分管辖海域时出现一些重叠和矛 盾。按《公约》规定,两国如按中间线划分,那么钓鱼岛主权归属哪一方将极大地影响大陆架的划分。如果日本占有钓鱼岛,并以此为基础划分东海的专属经济区范 围,那么日本将多占7~20万平方公里海域。日海洋产业研究会编著的《迈向海洋开发利用新世纪》一书中,公然将一些位置重要、有主权争议的岛屿,作为“扩 大与俄罗斯、朝鲜、韩国、中国等邻国海洋经济区间的边界起到重要作用”的关键所在。日本一些官员曾透露:日本如果失去钓鱼岛和北方四岛,日本管辖海域将减 少110万平方公里以上。

第三,钓鱼岛直接或潜在的军事价值,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关键因素。日本是一个地形狭窄的岛国。其内陆的任何一个地方距海岸都不超过120公里。这种不利的 自然地形和相对短浅的防御纵深,使日本在战时极易受到来自各个方向的空中与海上袭击。

为此,日本极力扩大其军事防御的范围:日本军方于80年代初提出保卫1000海里海上交通线,到80年代中又提出“海上歼敌”的战略;80年代中后期以 后,其海军建设的投入比重一直居高不下,并已步入世界海军强国之列。近年来,日本关注、参与冲突的范围从远东地区扩展为“日本国周边地区”,该地区包含了 对日本可能产生影响的中东、马六甲和南沙。日本控制了钓鱼岛,就可以将其防卫范围从冲绳向西推出400余公里。一些日本军事专家认为:钓鱼岛适合建立雷达 阵地,也有条件建立导弹基地和潜艇基地。由此一来,日本军事力量就将据此向西扩展,扩大它的军事控制范围,从而将对亚太地区国家构成现实的威胁。

【八阕】一个劳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好地方:http://www.popyard.org

Wednesday, April 20, 2005

《被看走眼了的文革其实是这样的》下篇

(原创)《被看走眼了的文革其实是这样的》下篇
原创作者 陈志刚
顺着上篇的思路,该在下篇中写八字的“一捺”了。
其实“一捺”的内容已大量地摆在了人们面前,毛泽东会怎么看呢?这既是一个谜,也未必是一个谜。

一、从这里掀开“一捺”的历史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每个人都碰到了许多有趣的现象,比如,毛泽东和邓小平,同是新时期党的指导思想的代表人物,但是他们在许多问题上有着严重的分歧,他们 对国情的认识不一样,对实事求是的理解内容不同,对怎么组织生产的看法相去甚远,甚至在解释什么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上都不尽一致。改革开放中出现的“包产 到户”,其实是“中国农村已有过的包产到户‘ 三起三落’的历史(李曙新《中国共产党哲学思想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年版,P458)在今天的延续。在这些许许多多不同事实理解的背后,蕴含着巨 大的待开发的哲学矿床。重新审视这些历史上的争议往事,不仅可以认识共和国艰难走过的每一步足迹,而且还能够帮助我们去为共和国做一点事情,帮助共和国从 她的历史中找到一些解决问题的办法,这对我们的国家是会有帮助的。

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历史,是孙中山、蒋介石和毛泽东的历史;二十世纪下半叶的历史,是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历史。作为两个伟大人物的毛泽东和邓小平,他们均站在 时代的最前列,由实践揭示出他们的不同,必将导致一系列最前沿理论的发现。毛泽东是哲学大师,真象邓小平说的那样,毛泽东晚年犯了严重的错误,这无疑会让 我们发掘出许多哲学上没有认识到的新课题。如果邓小平真象毛泽东说的那样是个民主派走资派,同样也会导致一系列理论上的新发现。而所有这些发现,一定是共 和国所缺少的,又是她急需的。每一个有志于为国家服务的人,一定希望了解这一切,解开这一切,并用它去帮助国家。这真是一个诱惑学人们不得不动心的话题。

在党内,两个指导思想的代表人物如此冲突,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我们国家的前面还有很多要过的坎;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还远远没有象人们说的那样成熟。

二、今天是怎么啦?
改革开放伊始,我一夜之间变成了邓小平的拥护者,那解放思想带给人们心灵上的震撼,是不经过那场运动的人所不能想象的。

改革开放以来,让我们看到了国家的富裕,同时也让人们看到了大量释放出来的腐败现象。改革开放激活了许多早已淘汰了的腐朽社会的肮脏东西, 这些东西正在我们周围腐烂发臭。在我们分享改革开放成果的同时,也不得不让人们捏了一把汗,毛泽东的话不断在我们耳边响起,人们的担心不是没有根据的,戈 尔巴乔夫不是在改革中把党和国家给玩丢了么?于是,我们每一个人在这种担心中,又一次睁大了双眼,看着国家的变化,不断地清理着自己的思想认识,要将眼前 的这一切搞个究竟。

毛泽东时代的人们,生活得多么气派,多么的豪爽,人们直起腰来走路,对前途和命运充满了信心,尽管那时日子过得清贫。今天的人们,除了困惑就是迷茫,还有什么呢?富裕带给人们的仅仅只有这些吗?人们要幸福,也要信仰,也要信心,可这些又到哪里去了呢?

随便问一个老百姓,他们会说:毛泽东用思想治国创造出了社会的好风气,人们充满了希望,也感到了有奔头,社会还稳定。毛泽东“整的”是少数当官的,国家不 会腐败,生产照样上去,今天国家开大会倡导要发扬的“两弹一星”精神,就出在毛泽东时代。而今天贫乏的正是这个精神这个骨气!这一切的一切,都到哪里去了 呢?邓小平抓生产,生产是上去了,社会的风气也败坏了。毛泽东说:“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邓小平对干部放任不管,这怎么不出事呢?

随便问一个普通农民,他们会说:现在生活好了,干活也自由了,就是人吃人的事太多了。城里人说的腐败,不是农民说的“人吃人”现象的那个概念,城里人讲的腐败只发生在城里,城里人是不明白农民讲的“人吃人”的事情的。

人们的生活好了,有些事情本不该发生,可是偏偏发生了。

我从前的一个领导,一个离休的正团级国企老干部,因为没有钱看病,硬撑着在家里用药,结果死了,病很简单,由感冒引发了肺炎。就因为他的国企“破产”了, 孩子们都在企业,无钱看病。我的一个农民朋友的妻子,一个月前好好的,一个月后死了,病十分简单:败血症。医生讲,治这个病不难,把抗生素往体内打上一个 多月就好了,他家没有钱维持这高昂的医药费。他的妻子死后,我专程到过他的家里,一栋空荡荡的农村土屋,除了粗笨的农具外,没有任何值钱的东西,此情此 景,让我一个大男人,心里在一阵阵地疼痛。那些把病人抬到医院无钱医治而死去的人,我见到得更多了。这让我好纳闷,富裕了的共和国,怎么养活不了她的国 民?这一切,不能不让人们问,中国到底是怎么了?这难道是中国工业化必须付出的代价吗?这些本不该发生的事,为什么都发生在了今天?

三、从“细胞”上去认识中国
1992年,我和另外4个同志,被派到南方某省水稻主产区的一个山村,帮助农民奔小康,和农民同吃同住一年。按上级的要求,我们还要帮助农民搞些劳动,多 是插秧和收割。我们主要是为农村筹款,建设一些农业设施,最好是上一两个生财致富的项目。我珍惜这一年的时间,农村对我太陌生了。我奔小康所在的村,在中 国农村不算是最困难的地方,但我亲自调查到的情况,是很典型的,碰到的问题近似绝症。

我问一个农民老大爷,你为什么不把米弄到城里去卖呢?也可以少一些中间盘剥。他说,我去了,我早早起来,搭车进城卖米,还打了货票。城里的米很多,直到太 阳下山,我还没有卖出一斤,只得降价出售。米被贩子卖走了,我去来的车票,加上米降价,外加中午的一餐饭,最后亏了。我问:谷不能卖到国家粮库吗?他说: 价格便宜不说,还是白条。卖给私贩,比粮库贵一角多钱,还是现钱。但现在没有了,收谷权已被镇里的几个恶势力的人把持了,要么要外地来收谷的人交保护费, 要么由他们来收。收谷说是兑现钱,其实只给一半,另一半还不知什么时候兑现。我问:怎么是这个样?他说:苦的都是我们种田人。我又问:难倒没有人管吗?他 说:还不知是与谁在合伙呢!到了给水稻灌水的季节,是农村易吵架的季节,为争水,农户时常发生冲突,搞不好,会弄成械斗。一次,一家离水沟远的稻田要灌 水,他的邻田刚刚下过化肥,不能过水,只得找到另一片稻田过水。这家人和他不和,死活不肯,再没有任何过水的地方了,我们出面做工作,那人不买账。工作 组,工作完了就走,没有权威。找到几个村 里的干部,没有做通,只得去请村支书。支书好说歹说不通,只得动粗,他叫来几个人,强行放水,那人不依,他就威胁说要把那人捆到镇里派出所关起来。那人实 在没法,这才依了。我们和村干部们一起碰头,无不抱怨,终日就是当维持会长,什么也干不成。灭虫的时候更可笑。田分到了户,打药不一致,今天我打虫,虫被 赶到你的田里,过几天你打虫,你再把虫赶回来,效果不好不说,还增加了打虫的机会,也增加了成本,还增加了农作物中的农药残留物。村民中的一些病不知是不 是与此有关?人民公社是大面积灭虫,效果好。农民抱怨说,不知虫情,不知什么时候打药,不知打什么药,农技站搞有赏服务。这事已过去了十多年了,农村有些 事情在好转,比如农民卖粮难的问题总算好了,但其他的很多问题依旧,有的还添了新的问题。

从我亲自了解到的几个事中看,农业要走集体化的道路,这是一种必然的趋势。是走毛泽东的集体化?还是走邓小平的由农业大户带领的集体化?这个问题在农业合 作化时期就有过争论,当然这次不再是毛泽东说了算。在强大的市场的压力下,一家一户的力量是很有限的,象那个卖粮难的农民老大爷无所适从一样,农民适应不 了市场,农田撂荒的事多起来了。这应了农谚说的一句话:越有越奔,越无越困(即睡觉的意思)。尽管今天国家提高了粮食的收购价,以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但农民有的还是不怎么干活,有他们自己吃的口粮就够了,多产多收对他们没有吸引力,这些农民的生活是十分艰难的。乡镇干部一点办法也没有,田分到了户,种 不种,怎么种,都是农民的事,你管不着,你也不能代替他们种田。看着大遍的农田荒着不种,乡镇干部个个着急,但一点办法也没有。农民要交农业税,乡镇干部 下来收谷,没有也要硬拿,闹不好会逼死人命的,上级不允许这么搞,乡镇干部也不搞了。乡镇干部完不成各自分管片的征收任务,只有等着扣他的与任务挂勾的年 终工资款了,他也只得甘心认倒眉。农谚说:半年劳动半年闲,忙完秋种忙过年。对于有了富裕时间的农民来说,田地不好种,怎么打发时间呢?打麻将赌博,是他 们的事了。赌博在农村不是少了,而是越来越多了,普遍了,普及了。眼下“买码”从国外风行而来,政府居然一点办法也没有,这就是今天的农业承包制。

奔小康的工作,现在年年还在搞,我看到那些在奔少康工作中做出成绩来的人,打心里佩服他们,这是一件十分难做的工作,一要权,二要钱,才有可能帮助农民做 出几件大事实事,或者为农民找到一两个能致富的项目,否则就只有束手无策一事无成。市场,是没有钱的人无法适应的,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都是一个样。

从这些例子里,我们多少知道了农村是怎么一回事。别把农业的贡献率看得过于乐观了。扣除了社会组织的名目繁多的支农款、奔小康款、捐助扶贫款、希望工程 款、水利捐款、救灾款等等,扣除掉统计中的人为虚报的政绩数字,再扣掉袁隆平院士的杂交良种效益,今天农村的“成就”是要大把折扣的!我们奔小康那年,给 那个村筹款外加物资共计22万元。没有这些钱做保证,派饭你都吃不上,尽管你是按餐交钱的,农民还是不欢迎你。这一切,是远离农村、生活在大都市的人们不 知道的事情,然而这是千真万确的。因为这些都是投入到农业中去的成本。

我常想,有红旗渠的精神,加上袁隆平院士的杂交良种,毛泽东的大集体将等于什么呢?

人们一定会以某些富了的人来驳斥我说的这一切。在诺大的中国,找几个致富的典型是很容易的,但我们问一下,没有权力、没有地位、没有歪门邪道,真正是劳动致富的又有几个?绝大多数的人靠劳动能致富得了吗?靠劳动是致富不了的!尤其是那些一点特长一点手艺都没有的农民。

四、问题真的出在策略上吗?
毛泽东也好,邓小平也好,都想把中国的事情办好,但为什么效果又不好呢?毛泽东的问题是另外一类问题,我们将在专门的文章中去讲,这里只想探讨邓小平的有关建设的问题。

邓小平的“富民政策”出发点不错,他想让人们过上好日子,心愿是好的,为什么结果是喜忧参半呢?今天人们是过上了好日子,但象赵紫阳所讲的那样,人们“端 起饭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事也增多了。为什么人们越来越担心象戈尔巴乔夫那样在改革中把国家给玩丢了呢?赫鲁晓夫种下的祸根,可是在他身后许久才爆发 的呀!

学者们认为,“邓小平根据中国现代化建设长期性和渐进性的特点,就一直在考虑分阶段实现目标的问题。”(李曙新《中国共产党哲学思想史》P455) 这大概是先富后富提出的原因吧。邓小平的工作思路是对的,也是清晰的,逐步地把中国的贫困人口分批降低下来。但是,把一个做法、一个措施、一个安排上升到 政策的层面的高度,至少要形成一系列的配套性的措施,制定相应的界线规定,哪些可为?哪些不可为?比如,是群众劳动先富呢?还是干部谋权先富呢?为了防止 混乱,应该采取哪些办法呢?没有这样的界线规定,一窝蜂地盲目奔致富,不能不诱发一系列的腐败和社会问题。邓小平讥笑毛泽东说,搞社会主义居然不知怎么 搞?就是要发展生产力。他说这话时是很自负的。但是,致富的政策一出台,一夜之间,党几十年形成的优良传统和价值观念,马克思的思想体系等等,被冲得干干 净净。马克思说: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毛泽东说:“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民族的和 人民群众的利益。”(《毛选》二卷P522)“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 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毛选》三卷P1094—1095) 先富的政策,和马克思毛泽东的这些说法是“冲突”,怎么去化解呢?不做解释的工作怕是不行的。但是邓小平粗心地没有做这个工作。先富的政策,把马克思和毛 泽东的这些说法,连同党的传统,党的价值观念,统统让它成为了过去。新的价值观念的体系是什么?直到今天人们还不知道!

今天的情形又是怎样的呢?新的价值观还没有出来,人人无所适从,是必然的。党内的不法之徒和社会上的坏分子勾结起来乱来, 也是肯定的。党的干部队伍中的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大,部分干部思想完全没有约束,党的组织软弱涣散,党的凝聚力战斗力都成为了问题,党员失去了先锋模范 作用,腐败在一些地方还相当严重。面对这样严重的局面,党和国家不断采取措施,加强社会主义教育,国情教育,普法教育,三讲教育,三个代表教育等等。这一 系列的教育,到底有多大的作用,大家不说自明。人们也习惯了:因为所有的教育是和“先富”的政策是有冲突的,谁也不会为了受教育而限制了自己奔向“先富” 的速度。更有甚者,他们白天学习孔凡森,夜晚学习王宝森。“先富”的政策把一些干部塑造成为了两面人。作为与先富干部相对面的群众,又被改造成为了什么样 了的人呢?要么无力面对现实,干了也白干,不如不干,这是农村打牌赌博成风的原因。要么农民去负面地适应市场现实,生活要钱,天上又不能掉下馅饼,走不了 正路就走歪路。我听一个制假的销售员(农村在外的打工仔)说,社会逼着我们走上了这条路,我们也不情愿。我听一个在黑社会混过多年的人讲,一辈子只能为几 个钱奋斗,生活在动荡中,不值,我情愿回到毛泽东时代,过安稳日子。这就是我国亿万国民今天的精神状态么?

可惜,邓小平在宣布先富政策的时候,忽略了我们民族几千年来一直就有的一种习惯:你提倡左,我比你还左;你提倡右,我比你还右。当你反对右时,必然出左; 当你反对左时,必然出右。这就是所谓的“上有好焉,下必甚焉”吧,韩非子曾指出过它,并提出过防范它的办法。当年毛泽东在大跃进时,就被他的部下哄骗着搞 “报表”大跃进和到处放“高产卫星”,抬着他从天上摔下来,吃尽了苦头。致使他在后来改变了策略,用“抓革命促生产”来“弯”着实现他的目标,反而效果还 好些;致使他在文革中守口如瓶,不将他的政策告诉任何人,这使得四人帮在毛泽东面前无所适从,丑恶的嘴脸暴露无余,他要了解党内状况的目的反而达到得更顺 利些。只可惜邓小平全然不知这其中的奥秘,以至他的部下不少都悄悄先富了,而把邓小平丢在“先富”的这道坎上陷入两难的境地!哎!这也难怪,毛泽东就是毛 泽东,邓小平就是邓小平,他们的历史知识的储备不一样,效果自然不同啦!
正如钱学森所说:“我总是说,理论在逻辑上成立了也只是成功的一半,写论文是可以的,但于事无补。”(钱学森《创建系统学》,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1年版,P55)钱老是从他的科学实践的角度发现这一认识的。把它借来分析先富政策的得失成败,怕是再恰当不过的了。毛泽东说过:“政策和策略是党 的生命。”党有了政策的生命是不够的, 策略的生命把不住,会葬送了政策的生命。邓小平的先富政策,正在受到来自他本人激发出的负面力量的打击!

五、改革的哲学
改革开放是中国的大事,它的政策有什么哲学依据吗?

从李曙新著《中国共产党哲学思想史》中可以看到,1953年,哲学界围绕马克思说的“生产关系总和”到底指什么?在杨献珍与艾思奇之间展开过一场论战。这场争论的最后的结果,学术界认为是今天改革开放的哲学依据。

当时杨献珍、肖范模等人认为:“‘基础’就是整个‘社会’的诸种生产关系总和”。那么什么是杨献珍等人说的基础呢?在当时存在着五种生产关系,即国营经济 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合作社经济的半社会主义所有制、私人资本主义所有制、个体农民所有制、国家和私人合作国家资本主义所有制,这五种经济成分是当时一个有 机的社会统一体。“我们党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提出来的,我们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也是根据这个‘基础’来制定的”。这被当时学术界让定 是“综合经济基础论”(同上书P253—254)。艾思奇、肖前、徐琳等人认为:“只有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才是‘社会经济基础’ ,”“它们(指五种经济成分)不是和谐的综合成为一个定型的经济基础”,“我们的政权所依以建立的经济基础,只能是正在建立中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同上 书P254)。“这场后来持续到60年代、并且直到80年代又再起波澜的讨论”,“从哲学的角度可以折射出党在指导思想上已经有了‘左’倾教条主义的苗 头”,“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才在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关系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公有制为基础,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 ’的经济基础新思路,这也可以说是给当年的‘综合经济基础论’和‘单一经济基础论’的争论,作出了一个明确的评价”(同上书P255)。

重新审视这场争论,我们不难看出,杨献珍等人是以“静止的”观点来谈这个问题的,而艾思奇等人是以“发展着的”和走向新社会的观点来谈这个问题的。即使在 2004年的今天来看 ,杨献珍等人的观点也不能说是对的。尽管艾思奇等人的主张看似在实践受到了挫折,但那是实践有待改进的问题,理论却没有错。我的理由如下:

(一)社会的经济结构就是讲的产业结构。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生产不发展,是产业分工不细造成的。在产业上划分细一些,多增加一些行业,形成今天我们看到的很 多人同抢一碗饭吃的局面,就可以形成竞争了,市场也活了,物质也丰富了。用不着把多种经济成分中的剥削阶级的经济成分请进来。今天,我国一方面宣布没有了 阶级了,另一方面又把剥削阶级请了进来,这是哲学认识上的混乱造成的。请进了阶级,但阶级并不是无害的。

(二)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是“单一”的吗?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个体所有制,这能算是“单一”的吗?说白了,这里的“单一”是指“少了”剥削性质的经济成分。

(三)人们一定会说,我在上面 用了一个“竞争”的词,这个词在计划经济时代是没有的。不错!但毛泽东从1958年就说过:“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要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他们向往共产主 义,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分清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区别,不懂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商品生产的作用的重要 性。”(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下,P903—904)为什么毛泽东这个指示中提到的“商品生产”和由它导致的“竞争”没有在当时的中国出现呢?这 就是党内“大有要消灭商品生产之势”的许多干部时常冒出来的“左”在作怪。因此,这不能成为艾思奇那个“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在理论失败的证据,因为, 它还没有来得及在正常的状态下展开。同理,这也不能成为证明杨献珍等人的说法是正确的理由。同样的,就是上面毛泽东说的那个“左”,在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的 时代也时常冒出来。邓小平不是总在讲:现在主要的任务是反“左”吗!若不是由于苏共逼着我党论战,若不是由于文革中断了毛泽东的探索,毛泽东的路怕早就走 通了。

六、哲学的改革
改革开放时期的哲学,把艾思奇等人的正确观点给推翻了,这是哲学的耻辱!
为了进一步说明杨献珍等人的观点是错误的,我们要“充实”哲学的认识方法!

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迷离混沌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列选》二卷 P587)坚持哲学“唯物论”的党性原则的同时 ,不应该忘了“阶级斗争”的原则;或者说,把“阶级斗争”引入“唯物”地观察事物中来,是我们对机械唯物论观点看问题的“改革”!

我们知道:(一)事物的运动是矛盾的运动,是所有那个事物的矛盾成分参与在一起的运动。不能把所以成分一同参与的运动理解成为一会是正确的成分在运动,一 会是不正确的成分在运动,合起来就是事物的整个过程的运动。也不能把所有参与运动的成分作等量齐观的看待,因为,在所有参与运动的矛盾成分中,是有主次之 分的。参与运动的所有成分,还是在具体的所有制环境中存在的运动,更是在主要成分引导下的运动。这个一同参与的运动,只能是艾思奇等人说的那种成分参与 的运动。用这个观点看杨献珍等人的多种所有制“并存”的说法,仿佛是对的,仿佛是有主次之分的,但我国当时正处在由新民主主义阶段向社会主义阶段过渡的时 期 ,其实,我们的社会正在向着“八大”宣布的消灭阶级的目标上走,因此,他们的观点不是前进的,而是止步不前的,这种理论理所当然的不被当时采纳。

(二)既然“多种所有制并存”参与的运动是可以用发展“产业”来代替的,那么,在不同的阶级共同与某一产业结合时,就只能以不同的生产方式来区分它们了, 同是依据“农业”为产业生存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以及以“工业”为产业生存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它们不同在哪里?不就是不同在生产方式上吗?我们只要 依靠工业产业(当然也包括一些新兴产业在内)引领其它产业发展,是不必回头去启用过时了的所有制成分的,这在理论 上是说得通的。我们设想,在没有阶级的社会里,也就没有了“多种所有制成分”存在,社会就不生产了吗?在那个社会里仍然有农业、工业、商业活动存在,这些 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只要能高速运转起来,是无需要退回到“多种所有制成分”并存的过去中去的。同理,社会主义要借助剥削阶级来发展,这除了理论上的疏忽 大意之外,本身对社会主义的生产及其前途是没有信心的表现。尽管建国初期很困难,但社会主义是不可能建设在旧的所有制的关系上。

(三)再换一个角度来说。人们前进靠什么推动?靠双脚推动。事物在矛盾中前进靠什么推动?靠事物中的不同矛盾成分的推动, 作为社会的不同矛盾成分,它既可以是阶级,也可以是不同的产业。虽说不同产业的循环是由与它对应的阶级来推动实现的,但这个运动的形式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讲的否定之否定的循环过程进行的。资本流通的总公式G—W—G的循环是这样的,社会运动中的阶级更替的循环也是这样的循环。而且在已经经过的社会形态的 阶级循环过程,都是以一维的方式进行的,它不可能是以逆转的方式来运转的,逆转了能算是前进吗?我们只要本阶级来主导产业循环,不要其它阶级来循环,就无 须退回到多种所有制成分上去。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承载不起资本主义的经济运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也承载不起社会主义的经济运动。每个社会都是那个占统治 地位的生产关系来为它的经济服务的。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只能从它的劳动人民的角度去找动力。怎么讲是用“多种所有制成分”并存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呢?而且 还是100年不变呢?
我们承认:我国经济落后,还处在初级阶段,而且没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经历,工业化也没有充分发展,还要借开放来引进技术、资金、管理经验,我们要加入到 全球经济竞争中去,力争在全球经济排序中要取得一个好名声,这的确是关系到社会主义生死存亡的大事,甚至还可以讲为了扩大民族统一战线,完成三大历史任 务,要暂时利用一下列宁讲的“新经济”政策,我们可以用“四马分肥”的办法(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P223),把资本主义所有制成分的 负面影响压缩到最小的范围,这都是对的。但所有这些原因,也不应该成为多种经济成分100年不变的理由。新的社会主义制度绝不能这样耸立起来。

七、“三论”携带的信息
邓小平的生涯,绝大部分时间是一个执行长官。一个正确路线的倡导者,首先应该是一个错误路线的体验者,这样他才能汲取第一代领袖的教训,少走弯路,少交学 费。邓小平和毛泽东长期共事在一起,他能近距离地接触和观察毛泽东,他深知毛泽东的所思所想,这又是华国锋所不及的。但是他看走眼了毛泽东的地方太多了。 据新华社的杨继绳在《邓小平时代——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纪实》(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中讲,邓小平看到毛泽东去世前,床头一直放着《论十大关 系》的书,毛泽东是带着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的梦想去见马克思的。邓小平记下了毛泽东床前的最后一幕,只可惜,他在批评华国锋“是过渡人物时”流 露出那种自己要“有一个独立的东西”的想法(此话请见上篇的出处),使他不甘心屈从在毛泽东的巨大的荫影里,他要走自己开辟的路。他把中国建设道路的希望 放在一个充满危险的基础上,而支撑他试验的方法,又是人们摇头的“三论”。

猫论,过去批判它是实用主义的一套,不讲阶级。在军事上这一套的确有效,不择手段,过了眼前再说,能闯过眼前,当然是一条生路。他用这个方法已经带领中国 在新时期过了好几次坎。但作为政策设计的方法,是多有顾此失彼的,而且是经不起时间检验的。邓小平为国家财政创造财源是个行家,农业承包富余出来的劳动 力,变成了他引进外企的打工仔,这里创造出来一笔钱,是为国家刚刚打开国门的毛泽东和周恩来还来不及收获的,它成为了加强国家建设的重要的财政来源。

摸论,这不仅仅是重重地留下了他军事生涯的痕迹,还留下了他不重视理论的烙印。这种急功近利、只能看到眼前的做法,与他长期是执行者的身份是相符的。他带 着我们摸出了个什么名堂呢?除了喜忧参半之外,理论上给人的印象是摸不着头脑。他闯出了市场经济的天地,但用来承载社会主义体系的空间并不良好。我对邓小 平的好感是被他自己浇灭的,在听他的1992年南巡讲话传达时,他说:“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 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长篇的东西是少数搞专业的人读的,要求都读大本子,那是形式主义的,办不到。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 言》和《共产主义ABC》。”(见《邓选》三卷P382)一个领袖自己不读书,还要反对别人读书。我们跟他走,不能不让人捏一把汗。从此,我对他的好感从 头凉到脚。钱学森说:“对于改革,我们的预见性很有限,所以常说‘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的预见性很差。”“我们不能 再犯错误,或者尽量地少犯大错误,不要犯错误。那必须有预见性,这预见性来自于什么?来自于科学!这个科学是什么?就是系统科学!”(钱学森《创建系统 学》,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年版,P14)由于他缺少了通盘考虑,才产生了摸论。摸论带给我们的后果是一些“软性”的东西(如思想、道德、觉悟) 低下,这些东西让人们觉得有些看不起眼,但它的危害是难以估量的,后果也是可怕的!摸论,带给我们人为的弯路还少吗?我接着我奔小康时见到的那三个事分析 它理论上的原因。我们今天的农业不是叫双层经营制吗?就是联产承包责任制到户,再加一个社会服务体系,另外还有一个科学技术服务体系。在我们下去奔小康那 年,我们每个人手里有一本政策性的读物,这本读物上说:“农民普遍实行了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逐步建立起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有利于集体统一 经营的优越性和农户承包经营的积极性都得到发挥。”(李光玉编著《中国农村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教程》,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P74)显然的,我们 奔小康的农村,毛泽东留下的原有的农村社会服务体系没有了,乡镇的管理职能也失效了,新的体系又没有建立起来,一切都处在了真空之中,只有违法分子勾结着 乱来。农村生产不是没有人管,而是没有人管得了啦,也没有人服管了,所谓双层经营只有一层,这种情形直到今天还在延续。“小政府,大社会”是今后的发展趋 势,在没有建立起来时,是要过度的,而不是将农村变成真空。改革开放以来,不是农村承包制年年都是如此的,改革开放之初,农民刚刚承包,毛泽东的服务体系 还在发挥作用,农民爆发出的生产力之大,让世人为之震惊。而一旦毛泽东的服务体系彻底打垮之后,农村的服务体系和管理体系都混乱了 ,农民讲的“人吃人的现象”就都来了。这能不乱吗?这是改革必然要经历的乱的过程吗?不是,这完全是人为折腾的混乱,这就是瞎摸的结果。为什么不用有序的 整体转移的方式进行呢?这就是摸论的盲目性。

先富论,这是一个不坏的想法。邓小平想让人民逐步过上好日子没错,但他没有考虑用什么办法保证人民长期过上好日子。他对毛泽东的思想治国和“抓革命促生 产”不以为然,然而,毛泽东用“曲取”实现的是革命生产两不误。邓小平用先富论“直取”生产,效果不但不好,还败坏了道德,最终可能使他丢掉取得的生产成 果。他看到了市场体制的创新作用,却没有放到毛泽东的框架中去实施,这使他的改革开放的效果大打折扣,正象人们已经看到的那样。

八、邓小平的贡献
我说过,改革开放时我信邓小平,如果不是邓小平,党的思想观念解放不了,四人帮的思维方式的余毒不能彻底清除干净。这也是毛泽东要邓小平“暗接班”的英明 之处,他要邓小平破除党内的“极左”思想影响。怎么见得毛泽东此时一定安排邓小平“暗接班”呢?我们来看一看毛泽东的思路。在批判彭德怀的庐山会议上,毛 泽东曾这样说过:“反右必出‘左’,反‘左’必出右,这是必然性。时然而言,现在是讲这一点的时候了。”(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 P862)那时,毛泽东带领全党纠正大跃进的‘左’已有好久了,纠出了彭德怀的“右”来了,所以毛泽东说,是到了批右的时候了。搞了十年的文革批右,按毛 泽东的思路,是该让“极左”的人物四人帮下场了,邓小平这才被毛泽东“请了”出来。毛泽东是不能直接跟邓小平交权的,这等于是在和邓小平同流合污,为了显 示他与邓小平的不同,邓小平在“接权”的路上必然有一劫,这才有1975年的邓小平下台。毛泽东所以要这样做,是要给邓小平一定的压力,能让他好好的工 作。毛泽东也是为了唤醒人们保持警惕,防止中国出现苏联那样的问题。

邓小平是怀着一肚子怨气开始他的改革开放的。我们来引一段胡绳的话看看这个问题 :“1980年邓小平同志曾接见一位意大利记者。这个记者在问到毛泽东是否犯错误时,说:‘大跃进难道不是错误?照抄苏联的模式难道不是错误?’”胡绳 说:“小平同志精辟地从原则上作了答复。但没有具体提到‘照抄苏联模式’的问题。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确曾受苏联模式的影响,而且是相当严重的影响。但 毛泽东恰恰是最明确地主张不要照抄苏联模式的一个领袖。”(《胡绳文集1979—199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P176—177)

邓小平是把这个问题搞错了吗?这是不是更象在出气呢?由于邓小平对毛泽东有气,以至他没有搞清楚毛泽东政策中的许多有价值地方,便开始了纠正,致使在纠正 毛泽东错误的同时,自己又产生 了新的错误。其中很多对毛泽东的认识结论,后来成为了他改革开放的起点, 比如他说,毛泽东不知道怎么建设社会主义就是一例,这反映出了他要出气时的浮躁,这又变成了他发展生产并引出一系列问题的原因。但是我仍然要说,邓小平没 有辱没毛泽东的使命,不管他是在用什么出气的方式去做工作,效果都是一样的,他把毛泽东带领人民开创的事业毕竟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邓小平贡献是很多的。他解放了人们的思想,破除了“极左”的禁锢和观念;他打开了计划时代的僵局,把毛泽东1958年讲的商品经济与价值规律真正地落实到 了实处;他是继续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探索的人;他把毛泽东与周恩来打开的国门敞开得更大了,他使中国真正融入了世界;他对产业结构进行了调整,把国外新的 管理理念引了进来,这使国家对企业的管理更加符合企业的规律;他落实了毛泽东说的“……又有个人心情舒畅,那样一种生动活拨的政治局面”设想的人,他使人 们生活在一个充满了自由的环境里,他创造了一个有助于科学发展的空间;他还是用他的行动证明毛泽东的文革是没有错的人。他的贡献不可没!他在军事生涯养成 都“过了眼前再说”的习惯,让他办事既大胆又敢干,既勇于冒险又不至于一败涂地。从改革开放所推行的政策看,他与毛泽东的做法很不一样:毛泽东是战略家, 做事爱从长远的角度出发,但人们不易理解他;而邓小平是一个执行长官,他多是从策略的角度出发来处理问题的,他的做法有时侯有效,有时无效,有时还会乱 套。我把邓小平的一些做法作了如下的概括:化剥削阶级为无害论,四马分肥论,微观集体主义不利经济发展论,走产业大户带动群众发展论,用个体户扩大税源论 等,这些话他没有这么说,但他是在这样做的,其中有些也不见得是坏事。所有这一切,是建筑在强大的政权保障经济不走偏方向之上的,这也不错。可是他的整体 是乏力的,是被腐败所包围着的,所以又是危险的。

他那个生产力论,不能算是什么理论,因为生产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活动,人类一天不生产,就维持不下去,不提惟生产力论,人们照样要 搞生产,只是搞生产的方式不同,毛泽东用“曲取”,为邓小平用“直取”,所以那生产力论不叫理论,充其量是个大白话 。他改变了社会主义的游戏规则:变“生产型社会 ”为“消费型社会”,他以迎合落后的生产方式来发展生产,而这两点,引出来的社会问题能否克服?还得要由社会实践来决定。很可能这是致命的!这虽是为了适 应国际环境的需要,使我国融入国际社会,但其后患也可能是无穷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财富的确有了极大的增长,但社会的进步能仅仅用财富来衡量吗?太平盛世不光要有物资的丰富,还要有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眼下这样 多的腐败,不是连邓小平都开始在担心了吗!衡量民族水准的真正标准是看社会风气的好坏!邓小平说:“精神文明说到底是从物质文明来。”(《邓选》三卷 P52)这个话我们不能说它不对,但战争年代和毛泽东的建设时代,物质都不丰富,为什么人们的精神面貌那么好?反而今天大不如从前呢?把今天的道德水准严 重下降,全推给物质不丰富显然是说不过去的。人们的精神状态是衡量一个社会的最高标准!它是建筑在物资文明的极大丰富的基础之上的,同时,又不是单纯的物 质丰富能营造出来的。真正的精神文明的根本好转,既要有物质丰富的条件,又要有精神觉悟的提高,二者的结合才等于精神文明,这才是见功底的事业!为什么邓 小平就达不到毛泽东所能达到的高度呢?这从反面是不是也能证明,不是象人们说的那样,毛泽东的时代不改善人们的生活,只是由于在帝国主义的长期封锁下,用 于建设的资金多些罢了。完全不改善人民的生活 ,人民也不会答应的,那时良好的精神文明的出现,不也就失去了它的物质基础了吗?毛泽东的高明、那含而不露的高明、那让人们永远也猜不透的高明、那个遭到 人们批判的“思想治国”的高明,就表现在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地方,然而,他是对的!

九、出路在哪里?
中国的出路在哪里?在于集体化!这个集体化并不是有了社会主义存在,就可以在微观上不要集体主义的那种集体化。

如果“先富”论不是放野鸭子式的那样推行,而是采取整体转移那样的有步骤地向集体主义的市场经济推进,在农业承包的同时,保留一定的为农业服务的国企组 织,不仅一样可以达到今天的目标,而且还会减少许多社会震荡,少出许多的腐败和社会丑恶的现象,国资也就不会大量地流失,那么多的企业就不会被人为的搞得 倒闭,那么多的工人就不会下岗,也不会出现那么多的“穷庙富方丈”的现象,这些“富方丈”还一直消遥,又成为腐败有禁不止的原因 ,我党长期形成的优良传统和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念被毁于一旦。这些错误的确是出得太草率了!连邓小平都在说:“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邓 选》三卷P380) 我们要借《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口吻说:这就是邓小平的可悲之处,他的追求和他的目标相悖,他居然还不知道是怎么造成的,可悲!看到了 问题存在不可怕,关键要找到问题形成的原因,才好去克服它。现在看来,我们是乎还不知道问题出在哪?

毛泽东提出的商品生产和价值法则要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起作用,毛泽东也开过一个集体大包干的“方子”。历史上围绕三次单干与反单干引出的争论,不仅酿成了党 内斗争,加上苏共把“论战”强加在我党头上不能不反击,最终使得毛泽东的这个探索未能实现 。今天,毛泽东的办法应当在一定程度上的恢复,并按邓小平找到的新的管理理念,用市场化的方法来运作,让它和其他的所有制成分一同竞争,这样才可以把散了 的人心党心聚集起了。完全把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放在私有制基础上,是“一点论”的做法,也是不稳固地。
回过头来看,把产品搞丰富,让人民有吃有穿并不难,把紧锁着的计划经济政策放宽就可以了,这也用不着一定要把多种私有制成分请回来。当然,今天国家有了 钱,可以办大事,可以加强基础建设,可以加强国防力量,回过头来再来惩治腐败,但这个代价太大了。人们失去了信仰、信念,这是最可怕的!

十、我的归纳
经过“反面教员”的示范作用,许多历史上争论不清的问题,今天我们已经逐渐清楚了,人们已经可以得出问题对错的结论了。这说明毛泽东在文革后期安排邓小平出场的决策,最后胜利了!

毛泽东的影响,在他的身后仍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这真是奇迹!毛泽东是我们民族的英雄!毛泽东是如来佛,邓小平永远是孙悟空!就连邓小平说的那句“不争论 是我的发明”的话,也是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取得的巨大成果之一,我们有黄克诚的话(见《解放军报》1981年4月10日)为证。毛泽东安排的“反面教员” 的决策,是“不争论”的又一次伟大的实践!一切都在“不争论”之中,一切又都被事实给说清楚了,还没有耽误国家建设。这是毛泽东又一个遵义会议的杰作!毛 泽东真是我们民族的神!难怪他对他一生中办的第二件大事——文化大革命是那么充满了骄傲,充满了自豪的!它的玄机就在这里!

毛泽东说过:“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 历史事件片段》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P9)毛主席又说:“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 界。”(《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P825)今天我们真的找到了这个客观世界了吗?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上,至少还有一个毛泽东与邓小平综合的阶段要经 过。

还是让我们借用一段钱学森的话作为本文的结束议语吧!“因为客观的东西,真正研究科学的人去认识它,尽管可以由不同的方向、不同的途经,但最后都要走到一 起去,因为真理只有一个。我觉得我们做学问应该有这么一个认识。尽管中间经过曲折的道路,也许犯错误,只要我们实事求是,坚持科学态度,真理是跑不掉的, 最后总要被我们所掌握,不同的意见终归要统一起来。 ”(《创建系统学》P12)

建设中国是一门大学问!在毛泽东和邓小平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分歧的时候,在现实生活中还存在着许许多多严峻的不可忽视的问题的时候,国家是不是要在毛泽东和邓小平二位伟人之间来一个强强联合呢?

我的《被看走眼了的文革其实是这样的》全文就写完了。

1949年,毛泽东和他的战友进京赶考,结果考出来了一个“文化大革命”。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文化大革命”?这得让我们回到1957—1966年这十年社 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去看个究竟。这十年中,共和国有成功、有失误、更有烦恼,但没有一项不是必须经过的阶段,正象中国必须经过改革开放的阶段一样,可写的东 西实在是太多了。我若有空,我想在下一个系列文章《被看走眼了的毛泽东》中,把一切强加给毛泽东的不实之词统统撕开,我们将会看到一个真实的建设时期的伟 大的英雄毛泽东来!

我仍然希望看到此文的网友多给回帖,我想看看大家的反应。

被看走眼了的文革其实是这样的(文革新探)

             原创作者 陈志刚
一、引言
读完了陈明显著《晚年毛泽东》(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和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两本书后,我却产生了疑问,被毛泽东 称之为一生中两件大事并让他为之骄傲自豪的文革,真的是这样苍白的么?从这两本书中,我们看不出文革中的毛泽东那一如既往的雄才大略、他战略家的气魄和过 人的胆识、那哲人的睿智和洞若观火的能力。他的能力到哪里去了呢?我承认,认识毛泽东的文革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在他身后留下的大量史料本身,前后也充 满了矛盾。尽管如此,我认为至少不应在如下的问题上出差错:(一)从还原毛泽东心里所思所想的角度写文革?还是依据被文革伤害了的人的呻吟、抱怨、和大不 敬的腔调来写文革?结果是不一样的。文革是一段历史,是历史就应该真实反映它。至于文革错了要批判它,那是建立在正确真实还原了它的本来面目之后的事。 (二)毛泽东进行文革的安排、方案、意图,是淹没在大量直观的公文、会议发言和与人谈话中的,人们不去从直观的公文、会议发言、和与人谈话中做剥离本质的 工作,而仅仅限于史料的堆积,以此认定这就是文革中的“毛史”,这怕是不行的。文革是毛泽东称之为“特殊的”对敌斗争的战场,他战略目光的深邃和策略运用 的灵活,已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真有牵一发能搬倒三山五岳,轮一眼可以让地转天旋,他还能不露半点声色,很难让他的对手察觉毛泽东的动静,这是何等的了 不起。但是我们在这两本书里,却没有看到这样的场面。凡是毛泽东限制林彪、四人帮,书上就认为是对的,伟大的,反之就是十分错误的。这好象是作者在领着读 者玩儿童游戏一样,看了不仅让人乏味,而且让我们怀疑书中所讲的真实性。好在这两本书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珍贵的史料,为我们曾经参与和体验过毛泽东文革并以 他的思想为骄傲的人研究文革,留下了巨大的空间。《毛泽东传》(1949-1976)一书的作者在书的《后记》中说:书中不当的地方,希望读者批评。还是 让我们共同来探讨这个问题吧。

我在初中时以一个保守派的身份参加了文革。1968年3月入伍,又从文革的批判战场走向部队,在空军雷达部队驻福建某地服役六年。我不光经历了这个时期军 队在文革中的一些大事,还听了军队当时的许多文件传达。更重要的是,我曾经以满腔的热情,和共和国同呼吸共命运,这能使我们深切感受到文革中的一切是那样 的惊心动魄。和呻吟者、抱怨者、大不敬的抵毁者的感受很不一样,我们看到的是毛泽东思想的另一面,伟大的一面。这和书上那种凡是毛泽东制止林彪、四人帮的 举动,就会贴上英明、正确、远见的标签,反之就统统视之为错误的看法也是不一样的。

毛泽东文革中的很多话,字句虽然明白浅显,但含意仍然多有猜测不透的内容,得和政治生活结合着理解才能准确解读。毛泽东文字中的“神秘”色彩,就与这种让人一眼不能见底有关。还是让我们举例来说明吧。

毛泽东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 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 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也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 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 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毛泽东传》p1768)。

“这两件事没完”指什么?解放了中国没有解放台湾,这事的确是没有做完,可要做完这件事,是十分难的!文革呢?仅仅是因为毛泽东在世没有宣布它结束吗?或 者说作出一个决议直到人们接受了文革才算为止了吗?是不是还有什么别的内容呢?比如,真的不可避免要在动荡中交‘遗产’吗?还有没有不流血的办法呢?据我 多年对文革的研究,我把我对这句话的理解表达如下:文革就其过程讲,毛泽东把它分成为两个大的阶段。已宣布结束的“文革十年”是前一个阶段,这个阶段还仅 仅是毛泽东认为的“八字”的一撇;文革结束以后的阶段,毛泽东留给了党内的右派朋友,他把这一阶段称之为“接受与再认识”文革的阶段,这是毛泽东认为的 “八字”的一捺。把撇与捺两笔合起来,这才构成了毛泽东称之为的全部文革。
下面我们就来把这些内容展开看它个究竟。

二、毛泽东借文革是要看清党

毛泽东的文革,是中苏论战的产物,当毛泽东从中苏论战看清了苏共的演变过程之后,自然会想到中共自己,他想看看自己党内有没有这样的问题。这个认识有一个 从实际到理论完成的过程,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中反映出的问题看,不得不使他产生警觉。有了这个警觉之后,他就不能不行动。

1966年5月5日,毛泽东会见谢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时的讲话,讲出了他发动文革的动机。“我身体还可以,但是马克思总是要请我去的。事物的发 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马克思、恩格斯就没有料到手创的社会民主党在他们死后被他们的接班人篡夺领导权,变为资产阶级政党,这是不以马克思、恩格斯的 意志为转移的。他们那个党开始是革命的,他们一死变成反革命的了。苏联也不以列宁的意志为转移,他也没有料到会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不要怕反革命。有 的时候我也很忧虑。说不想,不忧虑,那是假的。但是睡觉起来,找几个同志开个会,议论议论,又想出办法来了。 ”(《毛泽东传》P1410-1411)他说的这个想出的办法,就是文化大革命。1966年6月10日,毛泽东会见胡志明时说:“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 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总之,是一分为二,不要看现在都是喊‘万岁’的。”(同上P1419)

文化大革命要怎么防修呢?毛泽东说:“文革中这些群众主要是年轻人,学生,正是杜勒斯们寄托和平演变希望的最年轻的一代。让他们亲身体验斗争的严重性,让 他们把自己取得的经验和认识再告诉他们将来的子孙后代,一代一代传下去,也可能使杜勒斯的预言在中国难以实现。”“我考虑发动群众。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给群 众,让群众在运动中受到教育,锻炼他们的本领,让他们知道什么道路可以走,什么道路是不能走的。我想用这个办法试一试。我也准备它失败”(同上 P1432)。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不能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

这些话是在说:文化大革命是有步骤的分期分批的拿出一些目标靶子,让人们围绕着它自己去认识,识别,辩论,思考,用此办法一步一步把人们的目光引向反修防 修的问题上。由于人们的认识不是一次能完成的,所以文革会有好些阶段,人们看到的内容每次都不同,合拢来就是一个完整的文化大革命。而对于这个过程的指 导,毛泽东的办法是不参与,不表态,不干扰人们思维也不代替人们思维,只是引导人们进入角色和把走偏离了航向的人们引导回来。换一句话说,毛泽东坐在一 旁,俯视着亿万人民去争论,去思考,人人都会有自己的经历磨难,人人都会得到教训,只是途径方式不同,人们渐渐会变得成熟起来,警觉起来。当然,毛泽东要 从混乱中找到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而且这不止是一个人,而是几个不同类型的人。他要用这种办法在亿人民中间进行防修反修教育,他要在他去见马 克思之前完成这件伟大的事业!这壮举是何等的气派,真是气吞山河!这是一个何等奇特的创意啊!他要向人们提供大量的事实,去帮助人们形成概念、判断、推 理,进而形成世界观,把反修防修的理念注入人们的脑海里,筑起一道由亿万人民参与的反修防修的钢铁长城,毛泽东对他的人民,从来是那样的信任。

1967年12月18日,毛泽东对谢·佩奇为首的阿中友协代表团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大审干,用群众性方法审查干部。有可能要冤枉一部分好人,但横竖不杀,搞错了将来平反。”(同上P1506)

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主要是实践,演习,练兵!它虽是反修防修战略的最重要的部分,但它的理论准备已经很久了,这可以追溯到中苏论战和社会主义 教育运动中。由于早已有了理论上的准备,这使得毛泽东不仅想到了文革的每一个过程,而且还想到了它的全过程,甚至它的转折中的各个大细节。这些环节无一例 外不在后来得到了实践的验证。

从上面所引的毛泽东的话和“十六条”来看,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本意有二:一是不想糊里糊涂的去见马克思,他要把自己的党从里到外看个遍,找到了混进党内的敌 人是胜利,没有找到敌人也是胜利,这至少说明我们党过去的阶级斗争是有成绩的,何况按毛泽东的话讲,在文革中他还揪出了刘少奇、林彪两个集团!他还为四人 帮垮台定了性呢!二是他要警示后人,要防止修正主义复辟,因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

在毛泽东的眼里,文化大革命共揪出了刘少奇、林彪、四人帮三大集团。邓小平是犯了错误的同志,他要把邓放在第二个阶段中去再使用,而华国锋是处在第一阶段 和第二阶段转换位置上的一个角色,也是一个经过他精心挑选的角色,他要让华与邓相衔接。文化大革命由这样多的内容构成,它的内涵可谓丰富多彩了。

毛在1970年12月同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中说:“所谓‘四个伟大——对毛本人的称号——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讨嫌。总有 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导师’这个词,就是教员。毛泽东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访华文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1970年版)毛泽东当时分明是中国共产党的主席,是个领袖,怎么变成了教员了呢?是的,他是教员,由他安排的一系列好戏,正引导人们去看。是的, 他是教员,他是大政治教员,更是大历史教员,他的课堂就是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上课的时间跨度已经超越到了他的生后,至今还没有终止。

三、文革没有穷期的时间之谜

毛泽东生前没有结束文革,这造成了文革“失控”之说泛起。
纪登奎说:“毛主席本想‘文革’两年就结束了,没有想到驾驭不了啦,已经九年了。要安定团结,但要给‘文革’做个结论,没有结论收不住。林彪事件后,已经 证明‘文革’在理论上,实践上失败,毛主席的头脑中是打问号的。小平执政,一序列措施触及‘文化大革命’。刘冰写信的事发生以后,毛主席的意思,你要写个 决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议。他还定了口径:三七开。小平婉言拒绝了,说我是桃花源中人,不了解。”(同上P1745)

下面,我们将从《毛泽东传》一书提供的史料中,从还原文革历史的角度,来看看文革究竟是什么样的?

文革到底搞几年?在毛泽东的说法中,文革一再被延长,这真是失控?还是毛泽东有意如此?他到底是在期求什么?时间在这位伟大的战略家手中还有没有别的用途?让我们顺着毛泽东的提示,一步一步来审视这些问题。

毛泽东1967年7月13日说:文化大革命“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明年结束,这就是文化大革命”(同上P1488)。1967年9月21日毛 泽东对杨成武讲:“文化大革命明年春天结束,不能再搞了”(P1503)。可是在1973年6月22日,毛泽东会见马里国家元首特拉奥雷时,特问:“你们 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什么时候结束?”毛泽东回答说:“还有一点尾巴”(P1647)。显然,他又不急于结束文革了,这是为什么呢?

毛泽东在中共九大(1969年4月1日-24日)召开前造舆论说,文革三年可以结束,这时是急于想制止国内的混乱,希望走上正轨搞建设,从而限制林彪和四 人帮在全国的活动空间。当这一切目的达到后,毛泽东又不急于结束文革了,他是为了要与另一个战略转移衔接。我们可以这样说,毛泽东讲文革结束的时间,集中 在九大前和去世前两个时段,每一次都起到了吸引人们关注事态发展的作用,每一次讲结束文革,接下来就是一个大战役。第一次讲结束文革后,引发了林彪自我爆 炸;第二次讲结束文革(“还是安定团结好”),结果暴露了四人帮乱国篡权的阴谋。显然,时间在毛泽东手里,已成为陷敌人于败露的武器。毛泽东为什么同四人 帮定性而又不亲手搞掉四人帮呢?他是从来不在同一时间打击两个目标的敌人的,因为自己的行动而干扰人们的主要视线,这是不能原谅的,因为这是政治斗争,是 非界线是很复杂的,同时打击两个敌人,势必干扰了人们的视线。这既不利于群众理解他“反击右倾翻案”的目的,又影响到下面更大的行动,他是不干的。这才是 毛泽东宁可留下四人帮让华国锋去处理的原因。在这里,毛泽东的战略运用,已达到至阴至柔的程度,难怪毛泽东把文革看成是他人生的第二大杰作而自豪的!

四、接班人:毛明定林彪暗定邓小平

深谋远虑的毛泽东,建国来下的最大的一步铤而走险的棋,是启用林彪!
毛泽东启用林彪,虽说是在庐山会议上取代彭德怀的产物,但这已经让毛泽东感到了危险。这点可从他1963年12月16日写的《七律·吊罗荣桓同志》的诗中 窥见到。“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每相违。战争不是难堪日,战锦却成大问题。斥“安鸟”(注:两字合为一字,我在电脑上打不出此等繁体字)每闻欺大鸟, 昆鸡长笑老鹰非。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同上P1337)原来,毛泽东在诗中沉痛悼念罗荣桓,除了怀念难忘难离的战友情之外,还有另外一个 原因,对林彪的戒备。这足见林彪在文革之前就已经对党和国家构成了威胁!在文革将开始的前夕,毛泽东还想在使用林彪上冒险得更远些,让林彪成为他的副统 帅。毛泽东的雄才大略和处事不惊的战略家气质,更使他在启用林彪铤而走险又化险为夷中得到淋漓尽致地发挥。毛泽东把这一切,写在他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留下的 “立此存照”即《给江青的一封信》中,以备让他在日后对人民有一个交待。当时,林彪的拥护者吹捧林彪,毛泽东却不能直言相告,还要违心地同意他们的意见, 批发那篇充满杀气腾腾的“政变经”的讲话。林彪借毛泽东这个钟馗打鬼,以达到他排斥异己的目的。毛泽东有什么办法呢?也就只能当一回共产党的钟魁,为人民 办一点除害防修的大事。在中共九大的会上,四人帮两位大员鼓吹要把林彪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写进党章,毛泽东苦思一夜没有办法,只得不露声色地同意了(同上 P1567)。但在这之前,同样以“立此存照”的方式,毛泽东留下了一个备忘录,以便今后跟人民解释。那就是1968年10月13日八届十二中全会召开期 间,毛泽东通过平息人们要求开除邓小平的党籍时说的那段话,毛泽东讲说:“邓小平一直搞武装斗争,历史上无大错,仅仅有一次临阵脱逃;在刘邓集团中,邓小 平是摇鹅毛扇的人,和刘少奇不一样;留下他的党籍,做个‘反面教员’吧”。毛主席为邓小平说了话,人们不再提开除邓小平的党籍了。这几句话,是我在军队服 役时听的传达。在陈明显著《晚年毛泽东》一书中,没有收录这段话。在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一书中,没有完整收录这段话。而 这段话,却是了解毛泽东的文革走向转折的顶顶重要的话!

毛泽东讲明了,将来的党政大权会给邓小平而不是林彪,只是当时人们谁也没有听出这句话的弦外之音。即使是今天,人们一样也没有真正理解它的含义,以为毛泽 东当年仅仅是在保护邓小平。即使是作为当事人的邓小平,也没有看出毛泽东的真正用意,还以为毛泽东把他软禁在了江西。可怜毛泽东,这样具有深远战略部署的 一步棋,就这样被错误地解读了。可惜!可惜!有人会问,这句话里怎么有把政权交给邓小平而不将给林彪的意思呢?因为,一个“反面教员”无职无权,充其量只 是一个普通党员,只有有职有权,才能当“反面教员”。毛泽东不是自称他自己“现在还是当教员”吗?他有多大的权力啊!现在毛泽东讲邓小平也是教员,不过是 “反面教员”而已。是教员,邓小平就应该有同毛泽东一样大小的权力,这样才能起到反面教员的作用,我这个判断是不会错的!当然,毛泽东没有想到林彪最后会 走上那一条叛逃之路了却一生。不能期求毛泽东在每一个细小的环节上步步都在他的意料之中,但文革中的每一个大的环节,是没有走出他的视线,这是千真万确 的。

在文革中,毛泽东的每一个战略转折关头,都会留下一些“路标式”的印记,这就是陈明显《晚年毛泽东》一书中说的那个“立此存照”。我发现文革中毛泽东的 “立此存照”多得很,而陈明显教授仅仅只指出了一例。毛泽东不断“立此存照”,并不是他的心血来潮,而是他依据当时的斗争特点设计的应对方案,只是迫于当 时的环境,他无奈公开向党说明一切,又为了今后能说服人们,他才事先埋下了一个一个的伏笔。这为我们今天认识毛泽东的文革提供了许多便利,只要我们凭借这 些个标记,便能很好地理解毛泽东的文革思路。从毛泽东的思路来看,文革中他始终掌握着主动权,尽管他是少数派,但他并没有乱方寸。
说起来,毛泽东用不设国家主席来限制林彪,林彪却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自我引爆。林彪为什么要争国家主席呢?原来林彪虽然是毛泽东的接班人,但实际上他并没 有多少实权,毛泽东所以不给他权力,是毛泽东已经在他的“立此存照”中讲了,他对林彪不放心。从《参考消息》近两年披露的台湾解密的档案看,当年蒋介石得 知林彪摔死后,痛不欲生,老蒋说:内战时期,林彪曾经寻求投奔到蒋校长的门下,被老蒋拒绝,他的理由很简单,被共产主义洗了脑的人不可信。这从反面,足以 证明林彪的为人和他的历史了。林彪事件出来之后,人们怪毛泽东用错了人,认为毛泽东的文革以此为标志宣告了破产,毛泽东这才拿出他几年前写的《给江青的一 封信》来说服大家,一切都在他的意料之中。当年这封信只有周恩来、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看过。林彪事件怎么定性?当年有一段时间是作为“极左”来批判林 彪的,过了大约半月左右的样子,毛泽东改为“形左实右”来批判。人们认为毛泽东是在袒护文革中的左派,才出此下策。看看林彪的所作所为,他有一点“左”的 气味吗?为了排斥异己,他搞恐怖活动,直到暗杀毛泽东,这是典型的“极右”!从他的“政变经”里流露出的帝王语言,除了“右”之外,还能是什么呢!再看看 他与老蒋的关系,他还能“左”得起来吗?毛泽东为了国家的安危同林彪斗争,耗尽了他全部的精力,这是毛泽东在林彪倒台之后显得异常疲惫的原因。若毛泽东不 在他健在之时亲手排除党内又一个最大的隐患,他能放心的去见马克思吗?

五、关于刘少奇

文革首先搬倒的对象是刘少奇。毛泽东对刘少奇没有简单地用组织处理的方法清除他,而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用他作靶子,让人们看清楚赫鲁晓夫式的修正主义是怎样睡在我们身旁的,并窃取党和国家权力的。

毛泽东决心打倒刘少奇的时间,按他同斯诺的谈话来看是1965年1月25日,而不是在这之前。在毛泽东的眼里,刘少奇是个软骨头。1962年,遇到三年自 然灾害,碰到一点天灾人祸就悲观失望。1964年,刘少奇又在“四清运动”中再一次流露出这种情绪,他在“四清运动”中搞扩大化,也是过高估计了敌人,表 现出来的虽然是“左”,实际上是一种“右”的恐慌。他要参加苏共23大,与苏修搞调和。苏共20大后,越变越修,而且和我党交往要以承认20大、21大、 22大为先决条件,毛泽东不主张参加苏共23大,刘少奇又一次表现出了“右”的投降主义路线。毛泽东这时才认为刘少奇不适合作他的接班人。毛泽东还四次看 了他的《修养》,反反复复认识刘少奇。毛泽东还认为刘少奇在一线主持工作时让他渐渐失去了指挥权。这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

为搬倒走资派,毛泽东开展了四大,学生参加文革搞不到点子上,才引出了工人农民参加文化大革命,工人间造成的两派加上走资派为保护自己进行的挑唆,使工人 陷入了深深的“武斗”之中,于是又引出解放军介入文革,用“三支两军”来控制局面。毛泽东在文革中出险招用林彪,显然是为了文革不出问题上的第二道保险。 文革的第一道保险是毛泽东称之为的“个人崇拜”,个人崇拜既是文革的保险,又是文革的武器,使天下不至于大乱到不可收拾。文革是乱,但还没有乱到毛泽东收 拾不了的地步。林彪叛逃后,个人崇拜由毛泽东自己降温。毛泽东的第三个保险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这主要是用来替代过于温和的解放军,来维持学校秩序和 复课闹革命的。为了文革的每一步胜利,根据不同的情况,毛泽东常常有几道保险并用,如后来毛泽东用到的丢石头、挖墙角、掺砂子。为了暴露敌人,毛泽东不到 万不得已他是不用保险的。他用保险的系数也不是太大,这又造成保险常常被“烧断”,当然,这也使得敌人很容易的被一次又一次的暴露出来。

文革是一个非常时期,毛泽东的措施也有非常之处,文革就是这么走过来的。毛泽东从来没有在这场文革中弄到失控的地步,没有!

六、四人帮——文人变修的模式

四人帮中的主帅江青,文革刚开始时人们对她印象不错,毛主席的夫人嘛!但她提出了“文攻武卫”后,武斗愈演愈烈,着实让很多百姓感到了恐惧。在毛泽东保邓 小平当“反面教员”的那次传达中,周恩来要求江青解放封存的几百部电影以调整党的文艺政策,这将解放一大批文化人,江青横竖不干,这让很多人对她失去了最 后的一点好感。当然,文革并没有因她而给毁了,倒是她,通过文革彻底的暴露了出来她的嘴脸,她想做武则天。

四人帮在文革期间的确作恶多端,严重地干扰了毛泽东的路线。在准备召开四届人大会议的几年里,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发起割“资本主义尾巴”的鼓噪,把政策允许 的农民的自留地当成资本主义的尾巴来割,一次又一次地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他们不停地叫嚷把人民公社的“小队所有”变成大队所有,严重地混淆了视听。这一 切,都严重地干扰和败坏了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的政策。

通观四人帮集团从出现到毛泽东定名定性直到覆灭,是由“极左”演绎覆灭的又一种模式。这个集团的覆灭,标志着文革在毛泽东心中“演习”阶段的结束,尽管毛 泽东生前并没有着手清除他们。毛泽东亲自给四人帮定性,又不清除他们,倒不是毛泽东没有能力搬倒他们,而是让他们表演得更充分一些,也是为毛泽东转入下一 个阶段“接受与再认识”的文革的阶段不出意外。
四人帮的结束,他们在全国的帮派体系也随之瓦解。

七、过渡人物华国锋

华国锋是毛泽东最后物色的接班人,在毛泽东长长的接班人人选名单中,刘少奇、邓小平、文革五大学生领袖、王洪文、纪登奎、李德生、华国锋。华国锋是第四梯 队中的成员,他所以受到毛泽东的重用,是因为他为人老实忠厚、办事“公道不蠢”,华自己说他政治水平不高,毛泽东“就选这个水平低的人”(同上 P1754、1755)。这样不高的评价,自然毛泽东对他的希望也不太高了,如果他能把江山坐稳一段时间(几年)不出问题,毛泽东也就满意了。清除四人帮 为华国锋在人民面前立了功,进而取信于民。期望华国锋坐稳江山,千秋稳固,毛泽东何不另请一个人呢?毛泽东之所以如此安排,是期望华国锋为更重要的事铺 路,至少在他移交权力的时候不至于让人民流血。毛泽东后期更多的是想的这事!毛泽东是知人善用的千古卓越超群的领袖,没有人不在他的预料之中,当然华国锋 也不例外。华国锋终于这样走到了他的尽头。

邓小平说:“华国锋只是一个过渡,说不上一代,就是两个‘凡是’也是继承毛泽东晚年的治国方略。他本身没有一个独立的东西。”虽然邓小平讲得对,但这不等 于说毛泽东用错了人,因为毛泽东还有他的更多的想法。越到晚年,毛泽东的政策越宽厚。他不仅指示释放全部的在押战犯(同上P1712),还要求释放文革中 关押的几乎全部干部,以至周恩来处理不过来,只得指示“先放人,后做结论”(P1713)。他来这一招,是要逼着党内加快解放大批的干部。

八、邓小平复出

毛泽东的文革,反对的人多拥护的人少。毛泽东何尚不想他的接班人华国锋能把江山永坐下去,去展开毛泽东的思想搞经济建设呢?但华国锋能领略毛泽东思想中的 这一伟大精髓吗?毛泽东深深的知道,他走了以后,再要重复他的一切是不可能的,党内既没有这样的人,自然也没有能制服多数老干部反对他的政策的权威。老干 部们对他的抱怨太多,期待着换他的方法试试,他是知道的。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把邓小平以“反面教员”的身份留下来,就是作了这样的考虑才提出来 的。是到了让邓小平出场的时候了。毛泽东要让邓小平从“反面”来证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与实践是正确的。

1975年8月14日,在一个无意的条件下,毛泽东回答北大教师芦荻有关《水浒传》版本的提问时,讲了宋江是“反面教员”的话。水浒“好就好在投降。做反 面教员,使人们都知道投降派”(同上P1737)。毛泽东的大战略家的气魄和胆识,又一次的表现了出来,而且表现得是那么的不经意,以至让人们一点也没有 察觉出他在讲他今后的安排。雄才大略的毛泽东知道,话光由一人或一派讲是没有说服力的,天下人也是不能尽相信的。人的认识过程,是要在反复的比较中才能完 成的,为什么毛泽东后期自己要为“个人崇拜”降温,他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进退亦不能违反唯物主义的原则。违反了唯物主义的指导,是乎看来一时得志, 但那终究是不能长久的,毛泽东绝不会从事这种无谓的战斗,这是他一生坚持的党性原则!晚年的毛泽东,更加珍惜人民的利益,他为国家操碎了心,不就是而了国 家的长治久安吗!的确,文革中的毛泽东是太专断了,但不专断能行吗?社会主义时期的敌人是躲藏在暗处,事先把要做的事拿出来讨论,去说服大家一道前进,是 不能清除混进党内的敌人的。毛泽东宁可冒天下之大不违,也要守口如瓶,只要能战胜敌人就行,他不怕党内同志反对,以后还可以慢慢解释嘛。毛泽东曾因邓小平 “搞右倾翻案”,于1976年4月7日又一次打倒了他,这又是毛泽东在“立此存照”啊!他要在生前最后检查一次他的部署,看看他的对手,要做到万无一失, 他要让人民都记住,邓小平是我不久前复用的,而且出来以后也干得不错,但邓小平对文革的态度是否定的,又死不悔改,所以我又一次打倒了他。在全国人民面前 能留下这样一个效果,他就够了。毛泽东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什么遗憾的了,他可以无牵挂的去向马克思报到去了。

毛泽东让邓小平出来工作这几年他是满意的,却又让他下台,是要向人民说明什么呢?(一)接受文革的原则是绕不过的,你今天认识不到它的重要,那么国家变色 后你就知道它的重要了,当然那时就迟了。所以他要在全国人民面前,点出邓小平否认文革的事,是为了引起人民对这个事情的高度重视。尽管大多数党内干部不相 信这点,但他还是要说,这是他的原则。(二)毛泽东再一次打倒邓小平,不是要全盘否定他的工作,更不是要邓小平在毛泽东死后不出来工作,而是毛泽东要为他 上足发条,让邓小平憋足了劲,只要邓小平一定要出这口气,要证明自己对毛泽东是错的,出了问题也好纠正,毛泽东所有的目的全在这里。毛泽东知道,中国的建 设将在毛出左脚邓出右脚中一步一步扎实地前进。这就是伟大的毛泽东在生命的最后要做的事!他是在顶着多数干部的不理解和反对情况下,在按他自己的“激将” 方式去完成他未竞的事业!他是在按他自己的方式进攻!(三)毛泽东知道,邓小平代表的不是他一个人,他的身后有一批老干部,毛泽东不是不在乎党内多数派的 反对,但他一定要在他死后说服他们,中国非要过这一关!谁叫毛泽东的认识太超前了呢?中国既然必须过这一关,那么就一定要过好,在过这一关时不出问题,至 少不要流血,毛泽东这才为全党和邓小平准备了华国锋,先让邓小平搞建设,国家已经拖不起了。

文革中的毛泽东,鉴于当时国内国际的矛盾和经济政治的突出问题,他时常是在踩翘翘板中选择一条国家可走的捷径。他要兼顾党和国家的眼前利益,又要考虑它的 长远发展;既要国家的时下建设快些,又希望速度快了而又不要丢了红旗;他既要坚持原则,又不要死守原则,而要让原则为国家的眼前利益服务。他把这一切,凝 注在对邓小平本人的处理之中了。他既批判邓小平的“右倾翻案”以坚持原则,又亲手批准了邓的一个又一个的建设方案,把原则作适当的搁置。他时常处在两难之 中,但他又不能不这样来安排!

九、宏观形势的好坏是从负面去把握的

看一个时代或者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宏观形势的好坏,须从它的负面内容的增减去判断,而不是只看面上浮现出的繁荣或辉煌的那一面。负面的显现要有一个相当长 的积累过程,毛泽东见到的事太多了,哪一个影响到全局的错误倾向的揭露,不是经过了漫长的认识过程呢?毛泽东要充分利用这样一个认识上的不显眼期,把生产 搞上去。这可以说是毛泽东文革中的最精彩的一笔,这是神来之笔!他是不喜欢“宁要资本主义的草,不要社会主义的苗”的四人帮一味乱斗的做法的,这即毁了革 命,也毁了国家。赶快兴起国家建设,赶快融入国际社会,为此,他为后来人准备了很好的环境,光是1972年,中国就和18个西方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这是 在为未来的开放奠定基础。为了兴起这一建设,他得赶快把邓小平打倒,还得尽早让邓小平站出来主持工作。他的战略是这样的充满了矛盾,又是这样的合理自然, 一切都是为了这个国家强盛不衰啊!

在后来毛泽东不在的是子里,中国的建设进行得很好,很有生气。工农业生产上去了,国民生产总值一再升高,综合国力得到加强,科技和军事实力显著进步,人民 的生活也得到了改善。中国的国门也打开了,中国不仅成功的融入了世界,中国还收回了香港和澳门。多种经济成分的健康发展和广泛的统一战线的建立,调动了更 多人的积极性,使民族空前团结了。中国的确是强大了许多,这对国家的自身安全是必要的,当然,这也是毛泽东苦苦期盼的。取得这些成绩,成本也是高昂的,许 多负面内容创造了共和国之最,也是在这一时期。比如:官僚腐败之最、信仰危机之最、两极分化之最、黄赌毒之最、坑农伤农害农之最、假烟假酒假种子假化肥假 农药假药假心脏之最、一些知识分子文化水平高和道德水平低下之最、河南农民卖血为生而染上艾滋病之最,农民缺医少药之最、农村儿童失学之最、百姓打官司难 之最,真是无奇不有,可以罗列出长长的一串。好在邓小平已经改口,“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邓选》三卷 P313)从这口气里,我们已经听出来了,文革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党内”的说法,已经被邓小平多少接受了下来。但这离毛泽东的认识还差很远。毛会问:这腐 败是怎么来的呢?邓答:改革“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邓选》三卷P306)。毛说:不不不,是旧的生产方式诱发了腐败!邓瞪大的双眼一直困惑的眨着, 他若有所思,又不甚明白,他还要想想。是的,得容他想想。哪叫他是常人呢?毛泽东在事物刚冒头的时候就看出了它的本质,而常人只有在看到事物出现的时候才 知道它的存在。但毛从邓的眼神中看出来了,邓还是一个党内的好同志,三七开嘛。毛说:“以观后效吧!我还可以等你一段时间。”他说完,飘然若仙的离邓小平 而去,又仙游到他的马克思主义理想国里去了。

十、毛泽东思想第21次回来了

毛泽东是人不是神,但毛泽东的思想深邃、深刻、博大、富有预见性和强大的征服力,这是神才具有的力量,所以毛泽东是神不是人。

在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会议上,毛泽东说过这样的话:“三次‘左’倾路线时期给我的各种处分,打击,包括‘开除党籍’,开除政治局候补委员,赶出红军等,有多少次呢?记得起的有二十次。”(许全兴《为毛泽东辩护》,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P171)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对革命的影响从来不是连续的,他忽儿离开我们,忽儿又回到我们身边,导演这一切的是党员内认识能力的差异。

1971年林彪事件出来以后,全军展开了野营拉练,我们走进了闽西红军活动过的地方:上杭县古田村。一个在这里离政休养的老红军将领对我们说,当年毛泽 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到闽西开辟根据地,陈毅认为毛泽东的革命的方法太慢,他一气之下夺了毛的前委书记的权,和朱带领着部队打广东,三仗下来,红军打 光了,陈去上海找周恩来,说:毛的权我也夺了,部队也打光了,你说怎么办?周答:我有什么办法,你去找毛泽东。陈回到毛泽东那里,请毛回去。毛说回去可 以,但有三个条件。陈不等毛开口,便说:只要你回去,多少条件我都答应你。毛说要召集连排以上干部讲一次话,要开一次营级以上干部的会,要做出一个决议。 这个决议就是那个有名的《古田会议决议》。1972年1月6日陈毅逝世开追悼会那天,陈毅夫人对毛泽东说,陈毅年轻时不懂事,得罪了主席,请主席别见怪。 毛主席马上说:陈毅是个好同志。毛指的就是这件事,陈毅是个知错就改的人。

王明在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后来到江西瑞金,一下子夺了毛的权,他无非是靠了两条:一是斯大林派来的,二是他攻击毛的办法土,哪年革命能成功?他要用国与 国决战的办法加快革命到来。红军将士哪个不想革命早些成功?他们一下子都离开了毛泽东,但王明惨败之后,毛被又一次请了回来。毛泽东每一次回来,是在惨败 之后;但认识上出现新问题的时候,人们常常又把毛泽东丢开。

毛泽东与刘少奇、邓小平最初争论的核心,是“分田到户”还是“分配大包干”,这事得从1959年说起。1958年农业大丰收,可是1959年1月起全国闹 饥荒缺粮缺油,毛百思不得其解,正在这时,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赵紫阳查处了瞒产私分粮食7千万斤。毛终于知道了问题的症结。征粮过多是造成人们恐慌的原 因。把多征收的粮食减下来,问题也就克服了,但是毛泽东的认识没有停留在此,他联想到了一大二公,统得过死的问题。毛当时认识到了人民公社有四种平均主 义:公社与公社的平均主义,干部与干部的平均主义,队与队的平均主义,社员与社员的平均主义。毛进一步推论,办农村大食堂也是平均主义,食堂要取消。进而 他又形成了“公社所有,队为基础”的思想:以小队为基本经济核算单位,有利于克服平均主义和调动社员的生产积极性。河南一个县当时只有一个公社,一个公社 就有一个县那么大,毛和大家一时不知是这事是好还是不好。此时,毛泽东知道了那是十分有害的了。毛很兴奋地把他的发现告诉给很多中央和省里的领导时,没想 到,他们象受到了强烈地震一样人人不通,这还有集体经济吗?你毛泽东太右了!毛作工作,好歹才转了这个弯。(《毛泽东传》P917-929)可是刘邓一批 党内同志,鉴于战胜三年自然灾害困难,主张搞分田单干,认为这样干,什么平均主义都没有了,生产见效也快。否则,刘少奇认为“无产阶级专政要垮台”(同上 P1233)。刘少奇把他的悲观失望情绪在全党散布。有的人讲,走出三年自然灾害恢复生产,少说也要四到八年(同上P1234)。毛带领人民用集体的办 法,仅用三年就实现了恢复生产。毛泽东认为:“包产到户这事,不可干。”(同上P1191)他主张“分配大包干”(同上P1181、1185)。

我一直在想,“分配大包干”在以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条件下,能彻底解决四个平均主义吗?前三个平均主义好办,惟独生产队内部社员与社员的平均主义难办。 的确,“包产到户”没有受一点平均主义的影响,从经济学的角度讲,这好象是彻底方便了生产的发展。但从政治的角度讲,这未必是对的,因为政治与经济相比, 不能不占首位。在毛的“分配大包干”中,虽然还有最后一个平均主义的内容没有措施彻底干净解决它,这是要用“觉悟”去弥补的,听起来这话有些不伦不类,但 这的确是符合哲学的矛盾双向联系影响的原理的。这恰恰是毛泽东的高明之处。他既不象刘邓那样右,也不象上面说的那些“吃惊”的同志那么左,他把革命原则和 经济规律有机结合,创造了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其速度是快的,又能提高人民的觉悟,还能有效地防止社会上的腐败。我们从“分田到户”的方案中几乎找不到这种 哲学上的双向联系,这就难怪今天的做法会引发那么多负面的“共和国之最”大行其道了。这些负面之最,有些是可以克服的,有些已经引起了相关部门的关注,有 些得到了缓解,有些是根本解决不了的。由此带来的危机是信仰失去了依托,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念伦丧,个人主义价值观念昌盛。在今天,马克思主义虽然我们还没 有放弃,但它却成了一个空壳,拿什么理论去武装人们呢?现在有一种误解,集体主义经济是不符合价值规律的经济,也是低效的。恰恰相反,毛泽东的集体主义经 济是“扬”经济规律之长又能避免市场经济引发负面影响之“短”的良方。它和苏联的经济是根本不同的经济体系。社会主义能建筑在旧的生产方式的基础之上,那 长成的就决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生产速度慢吗?苏联在那样死板的体制下,都创造出了建设速度的奇迹,更何况我们呢,速度是不在话下的。社会主义要求它 的经济基础,从它的经济细胞中,就和私有制社会性质上是不同的,也许就是这么一点点差别,但当它与它配套的各种关系延伸到整个社会的时候,大厦才不至于倾 倒。从不个意义上讲,毛泽东设计的“反面教员”让人民明白的道理,比毛泽东教会人们的更直观,更好理解。毛泽东思想在这个意义上,才会又一次的回来。好在 我们现在处在列宁讲的“新经济时期”,毛泽东博大精深的思想有的是能够治理这它的方略。我们预示着,在邓之后,一定会有一个大的综合过程,中国的事情会越 办越好。

读完了以上的文字之后,你还相信用“骄傲说”来描述毛泽东的鬼神吗?

关于文革,我暂时粗线条地写到这里,请读到本文的网友多发回帖谈谈看法,我想看看后再决定写下文与否

Sunday, April 17, 2005

沙僧秘史:天庭最后一个处男

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
   ——《文心雕龙·知音第四十八》

  有人说,历史是公正的,是金子终将发光,是垃圾终将腐朽。然而事实却是,历史充满了误解与偏见,遗忘与埋没。所以刘勰才会发出“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的慨叹。

  在很多传奇故事中,总有这么一类人,他们默默无闻,外表平凡无奇,做的工作也普普通通。然而,如果你能真正理解他们,真正深入他们的生活,就会发现,在他们平凡的外表下,隐藏着很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西游记》中的沙僧就是如此。长久以来,在人们心目中他只是一个忠厚老实的苦力,根本没有多少故事。然而随着茅十七对《西游记》研究越来越深入,沙僧的疑点也变得越来越多。下面,请随我来一步步剥茧抽丝,审视沙僧那跌宕起伏的人生。
  
  卷帘略考
  沙僧在天庭担任的官职是卷帘大将,这是很多人看不起他的一大原因。想当年大家都混天上时,孙悟空是齐天大圣,和玉帝平起平坐;猪八戒任天蓬元帅,手下天河水兵八万;而沙僧的工作内容却只是卷卷帘子,那不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奴才么?

  从人类的历史来看,是真有卷帘大将这个官职的。比如吴承恩所处的明朝,《明史》卷五十三“登极仪”,详细记载了明太祖朱元璋的登极大典,在记述了各种 职官的就位次序和位置之后写道:“卷帘将军二人于帘前,俱东西向。”《新五代史》“后蜀世家”记载,孟昶曾封宠臣王昭远为卷帘使。古人有言曰:“帘者,所 以隔别内外,防闲廉耻,彼能卷之而无嫌忌。”混到这个份上的人,怎么说也是皇帝的绝对心腹。

  而在神仙的世界中,古代道士们在请神仙下凡时要举行开坛启请仪式,卷帘是其中重要一环。道士们先进行化坛仪式,将坛场幻化为神仙世界;接着以卷帘象征 神仙们下凡,如同帝王临朝听政,卷帘听取奏疏。据说南宋时编成的《灵宝领教济度金书》中《宣表卷帘》记载,卷帘之前,“星斗飞芒,龙灯凤烛,并在帘里,惟 遥迎而已”,帘外则昏暗无光,就好像人在凡间遥望仙境。等到法事完毕,“忽然卷帘内外,华灯璀璨,宛如浮黎土矣。”在视听技术不发达的古代,这一过程无疑 会给人们带来不小的视觉震撼,从而增进对神仙的敬意和崇拜。据流传下来的《金箓清醮卷帘科仪》抄本,卷帘的过程分三步,即“珠帘卷起一分”、“珠帘卷起二 分”和“珠帘揭起三分”,卷帘手分三步骤将神仙世界浮现人间。这不由让人想起当年热播的《恐龙特级可赛号》经典场景:“人间大炮,一级准备!人间大炮,二 级准备!!人间大炮,发射!!!”可赛固然威猛,可人间大炮的炮手也绝非废柴。清代段松苓《益都金石记》记载:“唐东岳庙尊胜经幢,载诸神名,有南门卷帘 将军。”考虑到《西游记》中沙僧曾自称“南天门里我为尊”,这也许就是《西游记》里卷帘大将的原形了。

  综合以上两方面来看,卷帘大将不仅扮演着御前四品带刀侍卫之类的角色,同时还担任着天界与凡间沟通的重要任务,决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龙套。

  不过这样就有一点说不通了,若卷帘大将如此牛X,怎么会因为打破一个小小玻璃盏而被贬呢?
  
  漫话玻璃盏

  沙僧曾自述道:“失手打破玉玻璃,天神个个魂飞丧”。蟠桃会上来的都是有身份的人物,心理素质非常人可比拟,如果只是一个小小酒杯的话,天神们怎么会如此惊恐呢?所以玻璃盏并不是一个普通的酒杯。

  包括我在内,很多人原先都认为沙僧打破的是琉璃盏,然而再读《西游记》时才发现,事实上打破的是玻璃盏。这也是沙僧在人们心目中地位低的另一大原因, 只打破了一个玻璃杯就被贬下凡间,沙僧的混的肯定不怎么样。事实上,在现代人眼里,玻璃是价格低廉的物品,然而在工业不发达的古代,玻璃可是价比金玉的宝 物,如举世闻名的越王勾践剑和吴王夫差剑,上面都用玻璃作为装饰,佛家七宝历来有两种说法,其中一种中就包括了玻璃。

  清代有一本研究《西游记》的专著很出名,就是悟一子陈士斌的《西游真诠》,其中论及玻璃盏时曾说:“蟠桃会所以合欢心也。玻璃盏千年之水化成,西方至 宝,所赖以合欢者惟此。彼用意不诚,而失手打碎,各失欢心,亵宝溺职,其罪滋大。”道出了此事真相:原来是沙僧坏了王母娘娘的“合欢”好事,所以才被怪 罪。

  对于这一论断,乍看之下很多人可能都难以接受,天庭的蟠桃会怎么会是王母寻欢的场所呢?然而不要忘了,前文《第一夫人情爱史》已经证明,王母是个到处 留情的女人。而且在历史上的房中术文献中,王母也是祖师级的人物,当初就是她命玄女素女下凡,在给黄帝教兵法的同时,也教会了他房中术,《黄帝内经·素 问》因此而成为千百年来房中术的基础性理论著作之一。王母是个母老虎,玉帝也历来怕老婆,所以就算王母带着他去开寻欢PARTY,他也敢怒不敢言。

  另外在历史上,玻璃盏和“合欢”二字是颇有渊源的。《红楼梦》中曾记载了调制混合酒——“合欢酒”的操作过程:“琼浆满泛玻璃盏,玉液浓斟琥珀杯。”酒以“百花之蕊、万木之英,加以麟髓之旨、凤乳之曲”调成,可作资证。

  万恶淫为首,沙僧坏了王母“合欢”的好事,当然就没有好果子吃了。
  
  沙僧不学房中术
  在古代神仙们修炼的过程中,房中术乃是一门重要的选修课,很多人都与之发生过关系,王母黄帝且不提,《西游记》里的三兄弟就都和房中术发生过关系。

  《西游记》第2回,菩提祖师曾问孙悟空:“教你‘动’字门中之道,如何?”悟空道:“动门之道,却又怎么?”祖师道:“此是有为有作,采阴补阳,攀弓 踏弩,摩脐过气,用方炮制,烧茅打鼎,进红铅,炼秋石,并服妇乳之类。” 采阴补阳,当属房中术无疑,但悟空乃天产石猴,对床第之事丝毫不感兴趣,所以根本没学。

  而八戒不用我说,大家也明白他的秉性。《西游记》第8回,猪八戒对观音菩萨自我介绍说:“山中有一洞,叫做云栈洞。洞里原有个卵二姐。他见我有些武 艺,招我做了家长,又唤做‘倒插门’。不上一年,他死了,将一洞的家当,尽归我受用。” 卵,在古代经常是指男性生殖器,卵二姐作为一个女妖,却以此为名,其个人情趣可见一斑。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豪放女,不到一年就被八戒搞死,足可见八戒功力。 23回四圣试禅心,菩萨们变为美女引诱唐僧师徒,八戒想把三个美女全娶到手:“你看娘说的话。那个没有三房四妾?就再多几个,你女婿也笑纳了。我幼年间, 也曾学得个熬战之法,管情一个个伏侍得他欢喜。”十足的房中术达人口气。

  而沙僧呢,根据他的自述,沙僧本是凡间大侠,“英雄天下显威名,豪杰人家做模样。万国九州任我行,五湖四海从吾撞。”后来碰到牛人,“沿地云游数十 遭,到处闲行百余趟。因此才得遇真人,引开大道金光亮。”自述修炼过程时,沙僧是这么说的:“先将婴儿姹女收,后把木母金公放。明堂肾水入华池,重楼肝火 投心脏。”其中“肾水入华池”一句甚为关键,在古代流传下来的各种修炼秘笈中,肾水指肾中真精,华池则历来说法不已,有说在舌胎下,又说在下丹田,也有说 在两乳之间的。不管那种说法,可以确定的是“肾水入华池”的意思是将肾中的元阳真精送入华池,不使外泄,也就是所谓炼精化气。“还精补脑,长生不老”,这 是历史上中国气功和印度瑜珈的共同信条。
  
  降妖杖的来历
  在文艺作品中,沙僧的兵器总被表现为月牙铲的形式。然而在《西游记》原著里,他的兵器是一根棍子。如第49回:妖邪使锤杆架住道:“你也是半路里出家 的和尚。”沙僧道:“你怎么认得?”妖邪道:“你这个模样,象一个磨博士出身。”沙僧道:“如何认得我象个磨博士?”妖邪道:“你不是磨博士,怎么会使赶 面杖?”既然妖怪将沙僧兵器认做擀面杖,那么可以肯定两头是没有铲子的。

  对于自己的宝杖来历,沙僧曾自述说:“宝杖原来名誉大,本是月里梭罗派。吴刚伐下一枝来,鲁班制造工夫盖。”梭罗,是月中桂树的另一说法,前文《嫦娥 是风流寡妇吗?》考证,吴刚是玉帝线人,桂树乃是消息树,对于玉帝有着重要的意义。将此树砍下一枝给沙僧做兵器,无疑表明,沙僧已经进入了玉帝的亲信集 团,得到了充分的信任。

  沙僧在自述“炼精化气”的修炼过程后,说的一段话也证明了玉帝对他的重用:“三千功满拜天颜,志心朝礼明华向。玉皇大帝便加升,亲口封为卷帘将。南天门里我为尊,灵霄殿前吾称上。”

  天庭里的官位可不是好混的,孙悟空到通明殿前时常常有四大天师为他通报。四位天师是张道陵、葛玄、许旌阳、邱弘济,个个都是名动天下的一代宗师。然而就是这四位天师,也只能混个传达室老头当当,沙僧作为一个没什么资历的新手,上来就是玉帝贴身保镖,着实值得研究一番。

  其实也不难理解,玉帝喜欢拈花惹草,身边就不能带个有同样爱好的保镖,要不然可能戴绿帽子不说,搞不好还会为了抢女人下克上。另外王母娘娘在男女关系 上也不是省油的灯,房中术的修为乃千古第一,如果自己的心腹在这一点上把握不住,很可能被王母娘娘收服,从而泄漏机密。沙僧之所以被重用,就是因为他没有 对女人动过心,一直保持着纯洁的处男身份。

  大家对神仙们不要抱太多幻想,很多神仙都是靠修炼房中术混出来的,在男女关系上根本不可靠。天上那么多玉女,有几个把持得住?纵观历史,女仙思凡的故 事不计其数,这些女神仙为什么舍近求远,不和男神仙发生关系呢?想来是天上男女比例失调,男神仙供不应求吧。在这样的背景下,玉帝想找一个真正纯洁的保镖 可谓难上加难,因此沙僧的火速升迁也就不难理解了。也许,沙僧就是那时天庭里的最后一个处男呢。

  然而沙僧自述时又说,打碎玻璃盏后,玉帝亲自把他打了八百,贬下凡间,又教七日一次,将飞剑来穿胸胁百余下方回。如果沙僧真乃玉帝心腹,玉帝肯定是要护着他的,为什么因为他打破了王母的东西就如此严惩呢?
  
  沙僧为什么“晦气色脸”?

  在《西游记》中,吴承恩常用言简意赅的几个字来概括人物外貌。如描写悟空最常用的字眼是“毛脸雷公嘴”,描写八戒常用“长嘴大耳朵”,都非常生动。唯 有描写沙僧,最常用的字眼却是“晦气色脸的和尚”。前文已经说过,沙僧本是凡人修炼成仙,修仙过程可以使凡人脱胎换骨,变化气质,所以凡人成仙后一般都是 仙风道骨,气色很好。而且沙僧作为卷帘大将,侍立玉帝身边,代表着天庭的威严形象,仪表堂堂乃是一个最基本的要求。沙僧自述当卷帘大将时描述道:“腰间悬 挂虎头牌,手中执定降妖杖。头顶金盔晃日光,身披铠甲明霞亮。往来护驾我当先,出入随朝予在上。”整天都这么威风排场,足以使一个人培养出一股官气,你看 那些大领导们,哪个不是方面大耳,仪表不凡,骂人都骂得那么帅?吴承恩才思过人,书中绝少闲笔,所以“晦气色脸”四字中大有文章。
  我们先从侧面分析这个问题。《西游记》中,唐僧乃是各路妖怪争夺的对象。男妖怪们一般都是想吃唐僧肉,女妖怪们却常常想的是和他洞房花烛。第80回, 拖塔天王的干女儿白毛老鼠精就曾说:“那唐僧乃童身修行,一点元阳未泄,正欲拿他去配合,成太乙金仙,不知被此猴识破吾法,将他救去了。若是解了绳,放我 下来,随手捉将去,却不是我的人儿也?”吃唐僧肉的效果只是长生,破唐僧的身却可以成为太乙金仙,足见神仙的处男之身有多么珍贵。所以沙僧作为天庭里少见 的处男,肯定整天生活在众女仙的虎视眈眈之中。

  处男之身如此珍贵,所以一般不通过房中术修仙的人都很注重保元阳固真精,不然失掉元阳的话就会功力尽失,气色大变。所以茅十七推断,沙僧之所以由相貌堂堂的卷帘大将变成“晦气色脸”,便是因为丢掉了元阳真精。

  据说国外曾举办过一届小小说比赛,要求在尽可能少的字数里将宗教、皇室、性爱、悬念和精辟融为一炉,获奖的小说只有一句:“上帝啊,女王怀孕了,是谁干的?”沙僧的故事也可以如此总结,那就是:“玉皇大帝啊,卷帘大将失贞了,是谁干的?”
  
  真相大白

  到底是谁使沙僧失去了贞操呢?最大的可能就是王母娘娘。沙僧如果是天庭里最后一个处男的话,肯定会引起王母娘娘的无限兴趣,另外王母也要了解玉帝在外偷情的情报,从沙僧这里突破肯定最为直接。沙僧虽然思想纯洁,立场坚定,然而王母娘娘何等法力,哪里是他抗拒得了的?

  这也就解释了沙僧之所以被贬。官方历史的一惯做法就是掩盖自己的丑事,然而只要你留心寻觅,总是能找到蛛丝马迹的。初恋是人生最宝贵的经历,一个修行 千年的处男,将自己最宝贵的元阳真精给了一个女人,那么他无疑会痴痴地爱上这个女人。然而沙僧的深情用错了地方,王母娘娘绝不是值得他付出的人。所以在蟠 桃会上,当沙僧得知王母娘娘开会的目的是为了“合欢”,而他手里捧的玻璃盏就盛满了所谓的“合欢酒”之时,沙僧的心都碎了……绝望的沙僧一把将玻璃盏摔碎 在地,愤怒地质问王母娘娘为何玩弄他的感情。沙僧的这番演讲有多大的震撼力?大家不妨比照一下,当你听到莱温斯基说出她和克林顿的桃色事件细节时的感受。 “失手”打破玉玻璃,天神个个魂飞丧,为什么“魂飞丧”?原因就在于此。

  但是在王母娘娘看来,被她玩弄过的沙僧早就没什么价值,顶多不过是一堆药渣而已。为了封住沙僧的口,她肯定要惩罚沙僧。而在玉帝那里,看到自己最信任 的保镖居然给自己戴上了绿帽子,他的怒火可想而知。而且玉帝更害怕的是,如果一直这样下去,愤怒的沙僧很可能会把自己和嫦娥等女仙的关系一股脑全抖出来。 于是满怀仇恨和恐惧的玉帝亲自动手,将沙僧重责八百,贬到流沙河这样一个毫无人烟的地方,每过七天就将飞剑来穿沙僧胸胁百余下,提醒他不许泄漏机密。可怜 的沙僧,就在这样人不人鬼不鬼过了好几百年,才碰到唐僧一起去取经,最后终于获得了西天的绿卡,摆脱了王母与玉帝的魔掌。
  
  一千多年来,因为担心王母玉帝的打击报复,沙僧始终没有向别人提起此事,而天庭的新闻媒体更是一字不提。所以在《西游记》中,我们只能看到一个晦气色 脸的苦力形象,没有人知道,他曾经是如朝花般灿烂的天庭里最后一个处男。“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幸好千年之后神经考 古学派的诞生,沙僧的这段情史才终于真相大白,不知沙僧对此是否能感到一丝欣慰呢?

  沙僧自述修仙经历时曾说:“皆因学道荡天涯,只为寻师游地旷。”沙僧你在看吗?

Sunday, April 03, 2005

邀请父母来美步骤

邀请父母来美步骤[超级具体]-ZZ
文章来源: xmm11 于 于文学城我爱我家

邀请人的材料:

1. 邀请信 (中英文各一,上学的再找学校的ISSO ,和系里写邀请信, 上班的就让单位写,当然这些信主要是说明你的身份收入等情况的, 来参加毕业典礼的就说毕业,没的就说你忙的回不去,又很想念父母,还有其它的结婚 什么的就因人而易。)

2. 邀请人在美身份证明。 I-20 (or I-797 for H1B), passport, visa, I94, and social security card photocopies.

3. 亲属关系证明,比如出生公证,亲属关系公证,说明你跟被邀请人的关系。

4. 财力证明。I-134 表(我觉得最好还是有,反正是个容易的小表表):

http://uscis.gov/graphics/formsfee/forms/i-134.htm

填完以后找个公证员 (notary)公证一下,很多象秘书一类的人都有个公证员的小本本, 找找你们学校(单位)的directory就好了。一份10块钱,给父母分别作一份 (遇上好人应该只收你一份钱)。

有了I-134, 还要加一些supporting material. 一般来说,付上3个月左右的银行statement, 或者让银行给个reference letter (要等2周左右,有的银行,比如wellsfargo,这个服务是收钱的,而且checking and saving开在两封信上,收20块,citibank 是免费的)最后再附上你近期的工资单。W-2也可以附上。

5. 其它的材料根具个人情况而定:来参加毕业典礼的,可以附成绩单,学位证明,还没答辩的找研究生院写信(他们也可以写邀请信),结婚还可以附配偶的材料(同上2,4)。

父母要准备的材料:

1. 身份证明材料, 包括护照,身份证,户口本(可能不是必须的,带上也无妨),父母一起去签证的,还可以带上结婚证明。

2. 在国内工作证明。请假证明。退休证明。 总的原责,别让人觉得是在国内混不下去了。另外也证明父母在国内是有经济来源的。

3. 财力证明。父母经济条件好的,当然钱越多越好,一般的也没关系,只要收入在所在地区属于平均水平,能说明他们在中国有办法生活就行了。银行存折,股票,存单什么的都能拿来做证明。

4. 房产证明。

5. 其它子女证明。比如工作证,户口本什么的,再配上一个亲属关系公证就完整了。

6. 照片。 各个时期的全家福最能说明问题,还可以选一些你们认 为有代表性的。

总的原则,帮助说明父母只来探亲旅游,不会长期居留。

写给签证官的信 (一页以内)

每个人情况不同,信的内容也不同。我觉得大体上可以分这么几个部分:

先介绍一下你自己的情况,比如在什么地方学习,工作,什么时候来的美国,回去 过几次等等。

你邀请父母来的理由。呆多久,旅游费用由谁回负担

强调父母不会在美国居留,比如要回去工作,在国内有房产其他子女什么的。这段找 你认为最强的理由写,别太长了,留一两个父母肯定能答的小问题给签证官问好了。

填表有关事项:
美国驻华大使馆的网站上面有说明和表。

父母探亲,是B2签证,要DS-156和DS-157表。前些天有人问DS-158,应该不需要填,要是大家不放心,填了也成,他们不要再扔了,总比瞎担心好。

关于工作单位,退休的写原来的单位。

来美时间:有人说写的时间太长锯的可能就大。我觉得还是实事求是的比较好。半年之内都是应该没问题的吧。

费用负担问题:你要是有相当数量的存款,就写你自己,你的钱要是太少,父母经济条件比较好,就写共同负担,你要是,赤贫父母特别有钱,就写父母。要是都没有钱,就想别的办法吧。至少你应该能让父母出示足够的存款证明(不管是你的,还是父母的)才行吧。

网上填的表,我只知道一个填英文DS-156的网址:
http://evisaforms.state.gov/ 填完后能自动产生一个可以打印的pdf文件,共3页纸,除了正常的表格,多一张有名字和条码的纸。如果你在填表的时候早按了continue键,或着者填 错了,那就重填。没关系的。如果来美的日子不确定,比如你只想写2005年4月,而不是4月16号,这个网上的表就会运行不下去,你可以把这栏空着,打出 来表再用手填上去吧。
参考http://www.usembassy-china.org.cn/shanghai/visa/c/#menu18上面有这么一段话:

“为了节约签证申请人以及签证处职员的时间, 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高兴地宣布将启用新的网上申请表 (只限于英文DS-156表) 。新的网上申请表含有条形码而这些条形码将可以允许我们电子传输信息从而减少了签证申请过程中的等候时间。从2004年2月9日起,对于那些在签证材料中 提交新的印有条形码的申请表的申请人,我们将优先处理他们的签证申请和面试预约。”

6 如果是你给父母填表,别忘了签名呀,在他们应该签字的地方贴个removable的小条,别忘了让他们签名。

7 DS-156 表,英文和中文的分别打印在一张纸的正反两面,关于这个,大使馆的网上可是强调了的,还包括纸的大小。

8 填好的表别折。

9 中文电码:有这么几个网站可以用:
http://www.tigtag.com/cgi-bin/classified/form/
http://www.admissiontest.org/app/material/20030419-56.htm

签证预约

拨通电话:86-21-38814611 按语音指示付费,然后得到一个14位(也许记错了,总之比较长)的密码。 接通话务员后,要提供以下信息:

父母的姓名,护照号,身份证号。户口所在地(或居住地。以便确认签证点)。

得一个巨长的号码,需要告知父母。用不完的钱,下次可以再用,别把你的密码丢了就行了。

关于预约,美国驻华大使馆的网站上是这么说的:

从中国国内致电签证信息话务中心者可拨打电话4008-872-333(免长途电话费);从中国国内和国外致电者均可拨打电话86-21-3881-4611(上海本地电话)。

除用预先付费加密电话卡付费外,致电者仍可继续使用信用卡、借记卡、邮政汇款或银行汇票的方式付费。

使用信用卡或借记卡付款者可拨打电话4008-872-333或86-21-3881-4611并根据语音提示输入卡号。中国或国际通用的信用卡和借记卡均可使用。请注意只有使用中国付款互联网付款服务支持的中国信用卡和借记卡才可以启动该话务中心的服务。

使用银行汇票或邮政汇款方式付款的申请人请在收款人抬头处填写“上海新岸信息服务有限公司”,此公司地址为中国上海浦东区福山路455号7层,邮政编码为 200122。最低汇款额为54元人民币,可通话12分钟。请注意您必须用中文填写以上信息。您必须在银行汇票或邮政汇款单上留下您的身份证号码。此号码 将被作为您启动服务的密码。请在款项汇出10个工作日后再拨打签证信息话务中心的电话,以待银行或邮政汇款汇至该话务中心并被输入相关系统。请注意该话务 中心不接受个人支票付款方式。您必须通过银行汇票或邮政汇款方式付款。

签证信息话务中心向申请人提供与签证有关的各种信息并为美国驻北京大使馆以及美国驻 成都、广州、上海和沈阳总领馆预约非移民签证申请人签证面谈时间。

签证信息话务中心为签证申请人改进了客户服务,为致电者提供了简便的联系通道和准确及时的签证信息。人工接听电话的话务员工作时间为每周一至周五早7点至晚7点,周六早8点至下午5点;录音信息每周七天24小时播放。

致电者可获得有关移民和非移民签证所有签证类别和申请程序的相关信息。美国驻华大使馆及各领事馆不再直接为非移民签证申请人预约面谈时间----所有非移民签证申请的面谈时间都必须通过签证信息话务中心预约。

填表照片

照片指的是表上的照片。

1.每一位申请人的照片必须是无边框的, 于最近六个月内所拍摄的正面照片。“正面”是指申请人拍照时需要正对照相机, 眼光不能向下看或斜视, 脸部需占整张照片的50% 。虽然 由于发型的不同, 很难严格地定义“脸部”, 总体上说,是指申请人的头部, 包括脸和头 发, 上下从头顶到下巴, 左右至两边发际, 如露出耳朵则更佳。关键的要求是从照片可以 清晰地辨别申请人。

2.照片的尺寸为2X2英寸 (大约为50毫米X50毫米) 正方形, 头像居于正中。 头部 (从头顶 至下巴) 在1英寸至1又3/8英寸之间 (即25毫米至35毫米), 眼睛到照片底部的距离为1又1/8英寸至1又3/8英寸。 (即28毫米至35毫米)。

3.可以是白色或浅色背景的彩色或黑白照片, 照片无边框, 需被订在或粘贴在DS-156非移民签证申请表格上。如照片是被装订的, 钉子必须尽量远离申请人脸部。照片背景如有花纹或图案, 或 呈深色, 将不被接受。

4.从现在开始,非移民签证申请需递交符合上述要求的照片。此类照片规格与美国护照照片相同。申请人可去任何照相馆要求拍摄此类照片, 或直接去拍摄美国护照照片的照相馆。

5.如果您不能找到合适的地方, 美国大使馆可以给您提供两家拍摄美国护照照片的照相馆的名称和地址(见下)。自4月10日起, 使馆只接受符合新照片标准的非移民签证申请。使馆附近可以拍摄美国护照照片的照像馆

a) THE PHOTO STUDIO NEAREST THE EMBASSY IS LOCATED ON THE FIRST FLOOR OF THE CITIC BUILDING ON JIANGUOMENWAI BLVD: LILY COLOR PHTO SERVICE CENTER

利 影 彩 色 图 片 服 务 中 心
地 址: 北 京 建 国 门 外 大 街19 号 国 际 大 厦 一 层
Add: 1st Fl, 19 Jianguomenwai street, Beijing, China
营 业 时 间: 9:00 - 18:00
Business Hour: ( 9;00 - 18:00 )
电 话/Tel: 8526 3110

b) ANOTHER CHOICE: BEIJING JINGLIDA IMAGE PICTURE TECHNOLOGY GROUP
北 京 晶 丽 达 影 像 图 片 技 术 集 团
地 址: 北 京 市 朝 阳 区 光 华 路1 号 嘉 里 中 心B33-34
Add: 34-B33 Kerry Center, No 1 Guanghua Road
Chaoyang District, Beijing
Tel/ 电 话: 8529 9421

DO NOT USE A PHOTO MACHINE OR INSTANT PHOTO BOOTH
请 不 要 使 用 自 助 照 像 亭 立 等 可 取 照 像 服 务

从进使管到签证的具体程序

1.进入使馆后,随着人流走,大家都是去签证的,会到同一个地方。

一般先在某个窗口前(room补充:北京是在一或二号窗口,有的时候三号窗口也用))交上 :签证费收据,护照,填好了得 DS-156 及 DS-157表。然后她会得到一个有颜色的牌子。 拿着牌子,到某个窗口前排队。在此处等的时间会长些。一直等到该持她这种颜色的牌子的人去签证了,被分流到某个签证官的窗口前(不 清楚,可以问保安。) 在某个特定的 签证官的窗口前等一会(一般一对有近10人左右,所以这个对里不必等很 长时间的),听 到签证官叫名字了,就可以上去签证了。”

2.现在可能还多了指纹扫描一项,应该是在交表以后见签证官之前。以下引用美国驻华大使馆网站的说法:“从2004年3月22日(星期一)起, 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将开始对非移民签证申请人实行采集生物特征---即扫描指纹的措施。” “除因公赴美旅行的外交或政府官员外,所有年龄介于14--80岁之间的美国签证申请人均被要求进行指纹扫描。这意味着某些以前具有免面谈资格的申请人将 必须亲赴使领馆进行 指纹扫描。”

3.怎样进行指纹扫描:

a) 请听从领事官员的指示

b) 当官员要求您扫描右手指纹时,请将右手食指置于 红色方框正中用按压

c) 当官员要求您扫描左手指纹时,请将左手食指置于红色方框正中并用力按压 ”

签证问答

递交材料的顺序没有固定的格式,灵活掌握就好了,没有明显硬伤的可以在跟签证官互至问候之后就把材料都递上去(把给签证官的信放在最上面,然后依照材料的 重要程度放),有硬伤的,先把必须的对自己有利的材料递上去,然后看签证官要什么材料再递什么材料。我觉得要是父母不问我们递交材料的顺序的问题我们都没 必要告诉他们。应该相信父母 ,让他们保持轻松自然的心态是签证成功必不可少的。

常见的签证问题:

“***去美国目的***
你准备什么时候去美国
去多长时间
为什么只待3个月
去一(二)个月可以吗
去干什么
你退休了吗?
为什么你要去,而女儿不回来?
你说你女儿很忙,怎么有时间陪你玩
你的飞机票怎么办?你在美国的费用支出由谁支付?
你最近刚出过国,为什么又出去?
问你到了美国会住在什么地方?。 
你去美国除了8小时睡觉, 余下时间打算干什么?
你去美国飞机票订好了吗?
你怎么证明一定会回到中国来 (不会在美国延期停留)。

***女儿的基本情况***
你女儿在美国干什么
女儿什么时候去的
你的女儿是如何出国的
你女儿出国前在哪里读书?读什么专业
你女儿为什么去美国的
你女儿去美国多长时间了
就读学校和专业
女儿是否回过国
后来为什么没有回来
你女儿以什么签证类型出去的
你女儿在美国换过学校和专业吗
准备什么时候毕业学位
毕业后的打算是什么
你女儿的生日是什么时候
你女儿读书是由谁来资助的
你女儿住在那里?地址是多少

***女儿的个人(婚姻)情况***
女儿结婚了吗
什么时候,在哪里结的婚
你的女婿现在在哪里?干什么
你女婿以什么身份去美国的
你女婿工作了吗?
你女婿哪年去的美国?
你女婿出国前干什么
你的女儿有孩子了吗?为什么还没有孩子
你的女儿/女婿有没有申请绿卡
你女婿在干什么?以后有什么打算
他们在美国买房子了吗
你女儿他们房租是多少?
怎么能保证你女儿和女婿会回中国工作
为什么你女婿的父母不去

***父母情况***
你在作什么工作?工作多少年了
你的工资多少?
你会英语吗?
你出过国吗?
你会发email (电子邮件) 吗?
有房子吗?
多少钱买的?多大面积?
你的房子如果卖了值多少钱?
为什么没有房产证?
你们有车吗?
你爱人干什么?
你爱人出过国吗?
去过那些国家?
你们有几个孩子?在国内有几个?
他们结婚了吗? “

当然还有一些因个人情况而不同的问题,我不建议让父母背答案,那样显得太不自然,也容易让他们太紧张,但是写个问题清单寄给他们让他们做到心中有数,还是很有帮助的。最常见的几个问题就是:

1,邀请人什么时候取美国的,回来过几次?
2,你们去美国干什么?
3,你们在国内有没有其他子女?

多准备一些有代表性的家庭照片(家庭照片是必须的)很有用处。